山西学者张穆与顾炎武祠堂
1843年秋天，在北京广安门内的报国寺旁边，建起一座顾炎武祠堂。发起创建者有两人，一是道光朝著名学者山西张穆，一是翰林院编修湖南何绍基。两人曾是国子监同学，而且一生莫逆。修祠祭祀的念头在春天由张穆提出，而何绍基开始时有所犹豫，使事情一度搁置。张穆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弟拟于是日鸠合同志在报国寺起一小会，而无人肯出头，子贞世故太深，屡以相谈辄不应，弟亦不更言矣”。为何无人敢出头呢，当从顾炎武的身份说起。
顾炎武逝世于1682年，距这时已经160多年了，他以明末遗臣的身份，一生都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事业。顾炎武是江南文人，但他认定自古华夏统一的军事力量常崛起于西北而致力于西北地理研究。此后的学界历经康熙乾隆一百多年严厉的民族镇压和残酷的文字狱迫害，顾炎武隐秘的身份和事迹长久以来并不广为人知。而此时在北京清政府眼皮子底下公然为一位反清的明末遗臣建祠堂，这是大多数士人不敢出头的原因。那么张穆与何绍基为何坚定地要为顾炎武建祠呢？主要原因就是号召世人继承顾炎武所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与研究边疆保卫国家的学说，而直接原因就是在1842年清政府为维持其特权利益阶层的继续统治，在鸦片战争战败后同英国侵略者与鸦片走私贩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是我国第一个不平等卖国条约，自此开启了我国近代史上接连不断的灾难。该条约出卖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使鸦片输入更深入到内地，白银外流，民生凋敝。广大人民群众失去土地和生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各方面损失巨大。而此时朝廷与民间大多数人在签约之后仍旧文恬武嬉不思进取，甚至不开眼看看世界，炮火一停，继续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满清贵族的家天下，当然不愿有别的匹夫来参与责任。而有感于该丧权辱国的条约并没有警醒国人，一班忧国忧民的士人就预见到了日后国家将因此而坠入灾难的深渊。因早年间张穆之父曾与林则徐同榜进士，所以张穆以年家子身份多次拜访林则徐晤谈。1843年春，张穆的一纸弹劾奏疏迫使道光帝再次罢黜琦善。而抛弃掉顾虑的何绍基也与张穆一道联络身边友人，毅然决然地在北京宣武报国寺西侧买地建祠，供奉顾炎武为学界的精神领袖。为了振奋士子的报国之心，他们开始挖掘和宣扬顾炎武事迹使其逐渐广为人知，张穆又撰写了《顾炎武年谱》分送全国各地的学者，在汉族知识分子之间逐渐形成了彼此相互砥砺名节、研究经世济民学问和研究边疆保卫国家的进步风气，由此开启了此后80年间学界和政界的风气转变。近代满清政府衰败，汉族士人逐步肩负起国家统一和边疆完整的历史使命，而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的顾炎武会祭活动正是在踏入近代的门槛时强烈地发出了汉族士大夫群体崛起的先声。
鸦片战争之前，文人士大夫沉浸在乾嘉考据学的余绪当中，整天闭门做着章句小楷的学问。国家经济衰落，腐败严重，边疆遭遇到列强的蚕食与兼并，当局者甚至对边疆情况懵然无知。历时3年的鸦片战争打完之后，道光帝与军机处仍不知英国地处何处，也绝认识不到世界各国纷纷崛起，天朝早已落后的现实。朝廷不许士人对战局和时政发表议论，而且常有投书言事的学者被逮捕下狱的事，因为在保守落后的统治者眼中，研究域外各国的学问视同于叛国变节，即使是研究本国边疆的学问也是居心叵测。但是学界少数先知先觉的明眼人却决心冲破严密的文网，他们祭出了同样是研究西北边疆的前代先贤顾炎武作为精神领袖，并且陆续投身于新疆蒙古西北边疆的研究，意图为当局者提供经世致用的著作和指导。鸦片战争虽爆发在东南沿海，但英国侵略者却来自于西方，加之俄罗斯在西北边界的步步紧逼，在这种火烧眉毛的紧迫感当中，相继有龚自珍撰写的《新疆置行省议》、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写的《朔方备乘》等书刊发行问世。这样，到咸丰朝就已经可以看到扩展了的北至俄罗斯北冰洋沿岸，西至瑞典与波罗地海等国的地图。此外，魏源撰写的《圣武记》、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都开启了此后的蒙古史研究，时时警醒着满族统治者要以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元朝灭亡的教训为殷鉴。
顾炎武祠堂的会祭持续了80年，自1843年至1922年。每年有春、秋祭与顾氏生日3次会祭。其间因太平天国内乱与八国联军侵华而两度中止，所以顾祠会祭题名卷分为三卷。祭祀典礼隆重肃穆，礼仪完备。有资格题名的朝臣与学者共计有500余位。相当一些人至今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
魏源数次来京会试皆不中，但他是顾祠会祭的常客。他与张穆时常讨论西北史地之学，共同去国史馆翻阅康乾平定西北的原始档案。两人在研究《水经注》时一起指出了戴震袭赵，由此演变为持续百年的郦学公案。而后张穆从永乐大典中誊出了《元朝秘史》全部汉文总译，将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送与魏源刻入其《海国图志》当中。庚子国变时永乐大典副本几乎全部焚毁，至今看到的大典目录也来自于张穆的誊录本。道光朝的学术界时称为“南魏源，北张穆”。
祁寯藻时任军机大臣，他参与顾祠会祭稍晚，是在退休之后。祁家与张家在本乡当地是很有影响的两个大族。祁寯藻之父祁韵士当年发配新疆，撰写了《西域释地》与《藩部要略》，后经张穆审定而刊行，祁张两家已是具有学术传承关系。而因父亲贬谪新疆期间，幼年祁寯藻回乡读书所延请的业师即是张穆族叔张观藜，其督课五年直到祁寯藻中举，故祁张两家又具有科举师徒关系。祁寯藻之妹嫁与张穆三哥，两家是同乡姻亲关系。张穆逝世后，顾祠会祭的主持者实际由祁家第三代祁世长接掌，所以还具有事业延续的关系。
左宗植曾在题名卷留名，之后回到湖南，适逢太平天国起义，他在湘军系统任职期间向其弟左宗棠传输了西北边疆知识。多年之后左宗棠与李鸿章的那场海防路防之争，左宗棠最终赢得了朝廷划拨一半的财政经费得以出兵，而使其下定决心收复新疆则来自于这两个人的影响，即同乡魏源与其兄左宗植。这两人都是顾祠会祭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西北史地学的传播者。
冯桂芬是顾祠会祭的首批参与者，之后回到南方，因避太平天国战乱寓居上海。他亲身接触到了西方的外来文化并潜心研究，提出了学习西方文化以维新自强，后被称为洋务运动的先导。
翁同龢早年以拔贡身份在直隶中举，再后中进士入翰林院。作为保守派的翁同龢参加顾祠会祭不知何人引荐，但翁同龢在国子监的拔贡班上有一同学张映櫺，是张穆的族叔。
张之洞参加顾祠会祭后不久出京担任地方大员多年，洋务运动期间，在武汉经营汉冶萍铁厂使其成为亚洲第一。多年之后，正是在张之洞和翁同龢的共同努力之下，顾炎武的牌位最终从祀孔庙。
闻喜杨深秀是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之一，他因是祁张两家的同乡后进而在祁世长的引领之下赴顾祠参拜，几年之后与谭嗣同一并在菜市口慨然赴死。
杨尚文是山西灵石有名的晋商，在北京出资资助张穆主持编辑的《连筠簃丛书》，该丛书包罗史地、金石、算术、训诂等多方面著作，在当时影响着学术风气的取向。杨尚文之子杨昉在道光年间就已将摄影器材引入国内，1845年为张穆拍摄有一幅照片。
徐世昌在袁世凯逝世两年之后任民国总统，他在民国十年平定蒙古叛乱之后不久下野，在任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亲自赴顾祠参拜并立有一石碑，回忆了他组织恢复第三次顾祠会祭的经过。顾祠先贤研究蒙古的著作他是清楚的，退居天津后他编纂的《清儒学案》总结有清两百余年的学者中，张穆与魏源都名列正传。
当时有不少慕名者前往顾祠参拜，但因地位不够而不能留名；也有一些地位极高的阁臣得闻但不亲赴，这些钻营四书五经的翰苑巨卿宁愿与腐草同朽，也不敢稍稍涉足时政评论。此外尚有一些游离于会祭内外的犹豫分子，心向往之而对题名却颇有顾虑，如曾国藩。年轻时的曾国藩在京期间曾拜访张穆，时张穆意欲归乡隐居，在听得张穆描绘的一番山野生活的美景时，曾国藩心羡神往，竟然当场跃身起来挂起官服，为混迹于官场的蹉跎岁月自感羞耻。后据徐鼒回忆，曾国藩参与了顾祠会祭并在祭后照例与众人围桌宴饮，但这位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此时正勤于仕途进取，一生谨慎的他并没有在会祭题名卷上签名。
矗立在北京的顾炎武祠堂距今已经有170余年了，它见证着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又一幕的国难民恨家仇，一场又一场的政坛风云激荡。虽然时局迭变，但是所有来这里参拜的学者朝臣们，都汲取了坚定的精神力量而后作用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之中。
来源:2015-08-09 山西晚报(太原)
作者：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