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笃朴实：一中校训与亭林精神

张程远

1924年昆山县立中学校（昆山市第一中学前身）创立，德高望重的吴粹伦先生被聘为首任校长，他提出并亲自题写校训：诚笃朴实。

诚笃，真挚深厚。诚，真心、实在。《说文》：“诚,信也。”《礼记·中庸》：“诚者自成也。”《汉书·赵广汉传》：“行之发于至诚。”笃，忠实，专心。《尔雅·释诂》：“笃,厚也。”《吕氏春秋·孝行》：“朋友不笃,非孝也。”《礼记·中庸》：“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仆道不笃,业甚浅近。

朴实，淳朴诚实。朴，《说文》:“木皮也”，喻不加修饰，有淳朴、朴素、朴厚、朴质之意。《老子》：“敦兮其若朴。”《汉书·黄霸传》：“浇淳散朴。”《孔子家语·王言》：“民敦而俗朴。”实，真诚，真实。《广雅》：“实,诚也。” 《韩非子·主道》：“虚则知实之情。”

综上，诚笃朴实的核心就是至诚和至实，且内涵和外延丰富，既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做事的起点，还是责任与理想的源泉。诚发自于心，实外化于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无诚之实，缺少魅力，无实之诚，难免浮夸。唯至诚至实，方可成其大，铸其恢宏。

学者尊称顾炎武为亭林先生，他的风范被誉为亭林精神。作为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道德、文章并茂，是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言、立行的典范，历来受世人推崇。梁启超说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无疑是对一个学者的最高嘉许。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当此殊荣者，屈指可数。2014年9月30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的文章《“经师”与“人师”》，文章结尾写道：“……‘见贤思齐’，以孔子、顾炎武等‘人师’为典范，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从孔子直接到了顾炎武，可见人师之难求。“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这句汉代已流行的名言，意在强调人师之少，但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经师就很多，只是相对于人师，经师略多而已。，或者更进一步说，人师必须以经师为基础。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说：“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这就是说，“经师”是“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者，“人师”则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者。能做到“授业解惑”和“以身作则”都非易事，无论是经师还是人师，都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支撑，这种力量的根本就是至诚和至实。顾炎武就是至诚至实的典范，他也因此成为道德楷模和学术昆仑。顾炎武是一个丰富的人，亭林精神也是丰富的，“诚笃朴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亭林精神的核心。至诚与至实，造就了伟大的亭林精神。

在顾炎武看来，道德必须是真诚的。他认为道德本于人的天性，“如色然”，就像是人的本能一样。因此，必须是发自天性的道德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他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则其诚无以加矣！”（《日知录·如欲色然》）

    由此，他认为真正的忠臣义士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都是发自天性的超功利的行为。没有不计个人利害的超功利的精神，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忠臣义士的。他在《拽梯郎君祠记》中说：“忠臣义士，性也，非慕其名而为之。名者，国家之所以报忠臣义士也。报之而不得其名，于是姑以其事名之，以为后之忠臣义士者劝，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骂单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刭以从其主，而史并亡其姓。录其名者而遗其晦者，非所以为劝也。谓忠义而必名，名而后出于忠义，又非所以为情也……若然，忠臣义士岂非本于天性者乎？”

上述道德形上学思想，为顾炎武关于道德的超功利性的论说提供了具有终极意义的合理性依据。既然“五品之人伦，莫不本于中心之仁爱”，“忠臣义士本于天性”，那么，就像“见孺子将入于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一样，真正的道德总是超功利的，是不以个人吉凶祸福利害为转移的，无论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害，都矢志不渝地去实践之，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道德。他对屈原不以个人的吉凶祸福利害为转移的高尚道德情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烈的赞扬，称之为“圣人之徒”；对于王逸在《卜居序》中所说的屈原要借助占卜来决定是否根据自己的道德良知来行事的谬说，则予以痛斥，称其“与屈子之旨大相背戾”。他认为屈原之所以卓越不凡，就在于他的吉凶观、祸福观、利害观与世俗的人完全相反，世俗的人只讲利害而不讲道义，而屈原则视道义为生命，为人生的价值之所在。

顾炎武是“中华十德”的忠诚践行者。他以苍生为念，一生为民生思辨，把古代的民本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带有近代启蒙色彩的新仁学思想，做到了“仁”。他坚持道义、正义和大义，并施行于天下；他见利思义，行有规范，做有准则，做到了“义”。他礼让谦和，处理纠纷讲礼法，处理名利关系讲礼让；在做人和求学上谦虚不骄，在荣誉和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交往中谦恭不躁，做到了“礼”。他博学多才，孜孜以求，自强不息；他智者不惑，明智、理智、有学识、有智慧，做到了“智”。他信实知报，讲究诚信和实干；他心口合一，知恩图报，做到了“信”。他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做到了“忠”。他谨遵母命，不仕二姓，做到了“孝”。他勤劳俭朴，勤学向上，勤奋敬业，做到了“勤”。他为他人、为家国着想，公而忘私，整体利益至上，做到了“公”。他始终反躬自省，自律自警，做到了“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至诚至实，也都体现着他的至诚至实。

诚信，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保障。对于学者来说，所谓诚信，就是要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在历史上的开明专制时代，人们的思想言论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所以学术界的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可是，在历史上的暴虐专制时代，专制统治者唯有靠制造谎言和恐怖气氛来维护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求生活在真实之中的声音，一切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声音，都在统治者的消灭和禁止之列。人们不能说真话，于是假话、谎话就必然大行其道。人们不能通过诚信的方式来获得其所追求的一切现实的利益，就势必走上弄虚作假之途。统治者无诚信可言，又怎么能指望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讲求诚信呢？为了使中国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顾炎武除了无情地揭露专制制度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并要求统治者要讲诚信以外，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学术界的弄虚作假行为，目的是为了净化学界风气，替中国社会的进步多保留一份道德的资源。

顾炎武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为这类文集作序斥之为“落井下石”。顾炎武治学本着精品意识，惨淡经营，一丝不苟。他常年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史料之中，披沙拣金。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意识。他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即兴而作，而是作为毕生的追求，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顾炎武作古已经三个多世纪了，但他治学的精品意识和充分体现这种精品意识的力作《日知录》，时刻都在告诫学人：治学切忌心浮气躁！万不可“一年磨十剑”。凡为学之人当以此为戒，以此共勉。

顾炎武以其在学术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卓越建树，而成为清代朴学的开创者，成为扭转学术风气的一代思想大师。他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昭示了宋明道学以后中国学术的新方向。他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命题，确立了由音韵训诂以通经义的朴学宗旨。他提出了“采铜于山”的方法论原则，开创了以金石铭文等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即后人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开创了不尚空谈、注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他还为清代学术的发展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学术规范：一是治学当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而不是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出发；二是凡著书，要著前人所没有著过且为后世所不可缺少的书，著自成一家之言的书；三是凡立论必有充分的证据，在证据不充分时，应当阙疑，不可据孤证以立论；四是不可改窜前人之书或窃他人之书为己作；五是凡引述前人的言论，应当引述其原文，注明前人姓名及引文出处，即使是得之于同时代学者的言谈，也当予以说明。这些学术规范体现着求真的要求，也体现着善的道德准则，因而对于学者人格的陶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倾注着顾炎武的至诚与至实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

一中校训“诚笃朴实”与亭林精神如此契合，不止是一种缘分，更体现出江南文化的某种特质。历史有时候是偶然的，但永远都有必然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中继承和弘扬亭林精神，便成了特殊的文化使命。我们当继承弘扬伟大的亭林精神，深化“诚笃朴实”这一校训，造就一个卓越的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