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负面国民性的批判
张丽丽据许苏民《顾炎武评传》整理
说明：当今中国的国民素质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历来有识之士都进行过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源于负面国民性。对中国负面国民性的批判，多数人熟知鲁迅，却忽略了顾炎武。其实，顾炎武对中国负面国民性的批判在历史上是独步古今的，鲁迅的诸多认识都来源于顾炎武。因为顾炎武的著作繁多且内涵深刻，普通读者很难全面了解顾炎武的深意。南京大学的许苏民教授在其著作《顾炎武评传》中近于完美地梳理了顾炎武的这些深刻认识，现整理如下，期冀引发师生们的思考。
近代最执着于批判负面国民性的人当推鲁迅。他在小说和杂文中，时时不忘揭露批判国人诸如奴性、自私、狭隘、保守和愚昧等一类的劣根性，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而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就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对传统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造成的负面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在《日知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顾炎武通过追溯其流变，揭示了负面国民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像他这样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国民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负面国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势利之性
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爱的差等是直接与等级名分的尊卑贵贱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亲者、尊者要亲厚，对于疏者、卑者要疏薄。这一原则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就造成了人们日益滋长的势利之性。顾炎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人们的势利之性、特别是普遍盛行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势利之性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势利之性具有以下表现：
第一，在家庭中强分尊卑贵贱，在本不应区分尊卑贵贱的地方也要分出贵贱来。如兄弟之间，以嫡出为尊贵，以庶出为卑贱。顾炎武严正批评道：“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母弟称弟》）
第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庸俗关系学盛行，只认关系，不讲道义。儒家道德伦理的一大弊病，就在于待人接物总是以关系之亲疏、人情之厚薄为转移。官场和学界都是只认关系，不讲道义，人们为了牟取私利，就不择手段地攀附权贵。唐代以来，以科举取士，庸俗关系学的名目更加繁多，宗法关系全面渗入官场和学界，形成为政治上的朋党、学术上的门户。有些人甚至讨好巴结达官贵人的轿夫、家人，以此作为结交权贵的捷径，更成为官场上普遍流行的风气。由于庸俗关系学的盛行，导致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是垢污深积、黑幕层张。
第三，导致人们为追求富贵而荣辱不分、以耻为荣，乃至无耻到了靠裙带关系取富贵、甚至自宫以进的地步。顾炎武认为，专制制度的森严等级造成了人们的势利之性，这种势利之性早就发展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条说：“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皇宫中聚集着数以千计、万计的宫女和太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而这一弊政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兴盛，是因为有以当宫女和太监为荣耀的国民性。最早考察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谈到了中国人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势利心态，他问道：“人民会不会因他们的女儿被君主强行纳入后宫而感到委屈？不，决不会的。相反的，他们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种恩典和荣誉。”（[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在一般的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要感到委屈的事，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却认为是洪福齐天，这是马可·波罗不能不感到不可思议的。如果普天下人都以纳女后宫为耻，那么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帝王占有大批妇女的特权也就不可能继续存在。皇帝既不能占有大批妇女，也就无须再用太监，由此可以废止每年阉割一千多名青年男子为太监的虐政，为图富贵而自宫为太监的风气亦可从此消失。
顾炎武认为，晚明官场盛行的势利心态是导致亡国的因素之一。
二、贪婪之性
顾炎武认为，专制政治体制造成了社会普遍性的腐败。腐败现象贯穿于全部专制政治史，尤以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最为盛行。在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专制政治的体制性腐败无孔不入的性质，更使腐败从官场向整个社会迅速蔓延。顾炎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官场腐败“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的群丑图。《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条以黄河修堤为例，指出黄河决堤本是天大的灾祸，可是上至河道总督，下至普通河工，却年年希望黄河决堤。管理河道的官员们年年指望着从国家的治河经费中侵克金钱，“游闲无食之人”年年指望着从河工上支领工食，导致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年年治河，却几乎年年有决口。心术之败坏到了如此之地步，简直是无可救药！顾炎武不仅看到了这种普遍性的腐败，更看到了其根源在于“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他对制度腐败的深刻认识，比起那些只关注问题表象的清官型政治家，要高明一万倍。
三、“夸毗”之性
所谓“夸毗”，就是没骨气、没操守的意思（《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后汉书·崔駰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夸毗”之性，就是奴才之性，谄媚之性，畏忌因循之性，善于变化、毫无特操之性。
“夸毗”具有以下具体特征。其价值观念是：“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其行为方式是：“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日知录》卷三《夸毗》）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这两句诗就是形容那些如同歌妓舞女一般的士大夫的。用鲁迅的两句带有大男子主义色彩的话来说，就叫做“男人扮女人”，叫做“以妾妇之道治天下”。
“夸毗”之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首先是造成了政治的昏乱：“朝寡敢言之士，廷鲜执咎之臣”，“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其次是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自国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更有甚者，顾炎武认为，正是这种奴隶根性，是造成民族沦亡的祸根之一：“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遭天祸。”“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日知录》卷三《夸毗》）
在《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中，顾炎武更把曲学阿世的无耻文人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历史上那些误国害民的巨奸大恶之所以能够逞其毒焰，肆虐天下，就在于有一批无耻的文人为之摇笔鼓舌、助纣为虐。如汉朝梁冀的文化水平很低，但却有著名经学家马融为他起草诬陷忠良的奏章；明朝天启年间，不识字的太监魏忠贤和给皇帝当奶妈的客氏之所以能够专权，俨然“口含天宪”，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力量，也是因为有一帮无耻的文人在那里为他们出谋划策、起草文书的缘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汉族人民之所以成为亡国奴，就是坏在这批无耻的士大夫手里。
近代梁启超作《新民说》、邹容作《革命军》，其中都有许多与顾炎武的以上观点相似的论说；鲁迅对“做戏的虚无党”的严正批判，也与顾炎武的以上论说如出一辙。
四、巧伪之性
顾炎武认为，道德的精义在于真诚，虚伪则是与道德的本质相违背的。可是在中国，道德的表象下面却往往隐藏着完全相反的内涵：“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日知录》卷十三《三反》）“上自宰辅，下之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
巧伪不仅表现在缺乏真诚的道德动机，更表现在读书人的公然剽窃作伪上。在历史上的开明专制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言论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所以学术界的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可是，在历史上的暴虐专制的时代，专制统治者惟有靠制造谎言和恐怖气氛来维护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求生活在真实之中的声音，一切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声音，都在统治者的消灭和禁止之列；人们既不能说真话，于是假话、谎话就必然大行其道；人们既不能通过诚信的方式来获得其所追求的一切现实的利益，就势必走上弄虚作假之途。顾炎武最痛恨剽窃他人之书为己作的做法。
顾炎武看到了虚伪具有“人情所趋，遂成习俗”（《日知录》卷十五《墓祭》）的普遍性和胶固于人心的牢固性，揭露“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于古，而反讳其行事”（顾炎武：《程正夫诗序》），以此说明末世的风俗比盛世更为虚伪。他甚至说今天的那些用谎言来欺骗民众的人在才能上远比古人下劣：“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孔子称少正卯“行伪而坚”，因为他确有本领给孔夫子造成了“三盈三虚”的难堪局面；顾炎武称“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认为与少正卯相比，今天的那些虚伪的“好名之人”其实都是些才能平庸的无能之辈，“皆不足患”。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正是后来龚自珍所批判的连才盗、才偷也没有的社会状况。
五、浇薄之性
顾炎武还看到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拉帮结派来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惟利是图，对于国家和民族不讲任何感情和责任；对于小圈子之外的人，也不讲任何感情和道义，形成了一种普遍浇薄的社会氛围。
山东本是孔子的故乡，但到了汉朝末年，山东的士风竟已到了十分浇薄的地步，读书人惟禄利是图，而不再有可以见危授命之人。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时代，山东的风俗竟以逃税、劫杀和讦奏而著称于世，乃至恶劣到了“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即盗窃者反诬被盗者、恶奴向官府诬告主人的地步。其实，这种浇薄之性又岂止是山东，江南和其他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东南沿海商人的武装走私集团（即所谓“倭寇”），在沿海各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犹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西虔州和福建汀州，“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日知录》卷十《行盐》）
社会的道德水准如此普遍低下，又怎么能指望社会的安宁？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指望靠这些人能够坚持长期的民族保卫战争？汉民族纵然人口再多，综合国力再强，又怎么能够不被一个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和奴役？
六、游惰之性
顾炎武批评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这是中国读书人的游惰之性在北方和南方的不同表现，但游惰之性远不止此，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嗜赌博。赌博之风，虽然在士农工商四民中无不盛行，但最盛行于士大夫阶层之中。顾炎武仔细研究了中国赌博史，他告诉我们，赌博相传为老子所发明，历代屡禁不止。有明一代，从万历到天启，再到崇祯，赌博之风愈演愈烈。晚明士大夫不仅不以赌博为耻，反以不善赌博为耻：“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者矣。”(《日知录》卷二十八《赌博》)民间赌博之见亦不减官场，在山陕乡村，“若有余房一二间，便为赌博之场矣。(顾炎武：《与李中孚》)顾炎武认为，禁赌得力，则国强；否则就会衰亡。
二是竞奢淫。顾炎武认为，轻薄奢淫的士风是从南朝梁、陈时期开始形成的：“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日知录》卷十三《南北风化之失》)这种竞相奢淫的士风，到了晚明，更普遍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之中：“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日知录》卷十三《家事》)
三是佞仙佛。“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日知录》卷十三《士大夫晚年之学》)顾炎武认为，士大夫同普通民众一样，相信道教和佛教并不是出于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是出于狭隘的利己之心。
从顾炎武对传统社会负面的国民性的批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负面的国民性主要表现在士大夫之中，表现在专制官僚集团和作为它的庞大后备军的“士”阶层之中。他看到明朝之所以灭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和民族精神的衰落。为了民族的振兴，他大声疾呼：“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他把道德问题上升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进而提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