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有益天下 ——小谈顾炎武论的诗文创作思想

赵燕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经学家，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通儒之一。就学问的广博而论，一时无人能出其右。前人评价亭林之学，往往推崇他以实证方法开乾嘉考据学的先河。然而，其学术的真髓乃是于实证性的考据中阐明古今之变、治道之要。他的全部著述都贯注着通古今之变的远见卓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这种见识和胸襟成就了亭林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下面笔者从亭林诗文的创作方面谈谈其文学思想，以窥豹一斑。

一、提倡“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批判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诗风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意思是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感。可是，自从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树立正统地位以后，“性善情恶”、“以理抑情”的道学说教就成了文坛上的统治思想，制约了诗歌创作的生机和活力。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人们情感意识的觉醒，出现了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和汤显祖的“至情说”等新的创作理论，有力地冲击了“以理为宗”的道学思想对文坛的统治。顾炎武论述“诗本乎情”，正是对晚明文学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对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文学创作陈腐观念的批判，也是诗歌本质的回归。蒋广学先生曾指出，亭林不同于晚明性灵派的地方，是他的“情”中饱含着深切的政治关怀。

顾炎武既强调“诗本乎情”“诗主性情”，所以特别重视所抒发情感的真实。他在《日知录》卷十九写道：“《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诗经》中《黍离》之篇的作者，怀念故国，在诗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最后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这正是一位亡国的大夫怀念故国的心情的真实表现；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后，秦军攻陷了楚国的郢都，此时的屈原心烦意乱，以至于所作的诗歌出现了“言之重，辞之复”，甚至“其词不能以次”的现象，这恰恰是屈原当时心态的真实表现；陶渊明满怀对故国的深情，却又无力回天，所以其隐居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常常给人以“淡然若忘于世”的感觉，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陶渊明，才是真实的陶渊明。因此，顾炎武认为，《黍离》的作者，作《离骚》的屈原，以及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他们作品中所抒发的感情都是十分真实的。顾炎武对那些作假文，说假话、写假诗的人进行了极尖锐的批判。

在如何处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顾炎武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认为形式应服从内容。一方面，他主张“诗本乎情”，反对“诗徇乎物”；另一方面，他强调诗歌的用韵要服从情感的自由抒发，主张“以韵从我”，反对“以我从韵”。也就是说，诗文要不拘格套、出乎自然，诗歌的用韵要服从于诗歌的内容和情感。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仍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二、提倡“立言不为一时”，批判投机取巧的腐朽文风

明代中叶，李攀龙、王世贞主持文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时拟古之风大炽。顾炎武的同乡先辈归有光开晚明文学革新风气之先，“扫台阁之庸肤，斥伪体之恶浊”；徐渭、袁宏道等人接踵而起，以新兴气锐的文字，进一步展开对统治明代文坛的复古文风的批判。特别是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提出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赢得了一大批少年才俊的热烈响应。顾炎武继承了晚明学者对复古文风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新见解。

顾炎武认为“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而时代的变化则呼唤着新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作品的语言和风格只有与特定时代的文学体裁相适应，与人们的心灵向往新的语言和艺术风格的要求相适应，才能称得上 “合格”。因此，在顾炎武看来，只有彻底破除钳制他人思想的“程文格式”，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创作个性，才能产生独出千古、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作品。

针对日益强化的专制统治和无耻文人的助纣为虐，亭林先生认为文人应以沉着坚定的目光，透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为解决时代发展所必然提出的问题而写作，而不要去管这样做是否能给自己带来现实的利益。鉴于此，顾炎武提出“立言不为一时”的文学创作主张。《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一文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所谓“当其时者，或无其识”，是说那些活着时很受统治者赏识的人，往往是一些无见识的阿谀奉承之徒；而所谓“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则是说那些有独立思想见识的人，却往往是生不逢时，免不了要遭遇种种坎坷、挫折、甚至迫害。但是在顾炎武看来，真正对于国家和民族有力、具有“开物之功，立言之用”的价值的，正是那些具有独立的思想见识却不被短视的统治者所赏识的人。

从“立言不为一时”的观点出发，顾炎武对当时文坛上的钻营奔竞、投机取巧的腐朽文风痛加针砭。他反对学者为了求一时之名而一味模仿古人之作，更反对以文章去迎合统治者一时的政治需要，以此来换取功名利禄。孔子所谓的“小人喻于利”，用来形容这些人再恰当不过，这样的作品可能获得一时的吹捧，但从长远看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芜累之言”。

亭林先生 “立言不为一时”的文学创作主张，尊重独立的思想见识和创造精神，体现出对天下万世负责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这种伟大的情怀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三、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批判粉饰黑暗的卑劣之作

特别重视诗文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是顾炎武诗文创作理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出了“文以明道”、“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主张，呼唤文学家道德担当的勇气和社会批判精神。他认为学者们决不应为腐败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而应继承中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勇于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现象。

在表达自己对诗歌的基本观念时，顾炎武从源头上将诗学的基本命题作了梳理。他综合上古文献对诗歌的论述，论定了诗歌写作的原则，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诗歌的主导作用是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如《日知录》卷十九《直言》对诗教做了补充和修正：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伊，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在表达 “下以风刺上”时，要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婉曲出之，不直指其事。顾炎武却指出，《诗经》并非无“直斥其人而不讳”之例，甚至诗圣杜甫也有直斥杨国忠兄妹的诗句，古人不以为嫌。这表明诗教并非那么狭隘，直言指斥同样也是传统的一端。就这样，通过正本清源的论断与诗史的印证，顾炎武为尖锐批判现实的写作态度找到了理论依据。

中国历代正直的学者和文学家，都是富有社会批判精神的。顾炎武的诗论，正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继承了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的传统，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对“当世之所通患”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案。他还引证了晋朝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说的一句话：“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认为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的高贵人格，因而值得珍视；而那些为专制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黑暗的作品，只能对社会有害，亦可见作者人格之卑劣，只能为人们所唾弃。

顾炎武最痛恨读书人作向权势者献媚的文章，对这一卑劣的行为以愤怒的鞭挞和无情的谴责。《日知录》卷十九《巧言》说：“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在顾炎武看来，巧言令色、向权势者献媚是厚颜无耻，会败坏社会道德风气。他认为，只有具有“天下之大勇”的真正的仁人志士，才能抵御这种恶劣的学界风气，而这正是真正的学者所应该具有的道德人格。顾炎武的这一诗文创作观点对当代学者仍有极大的启迪及警示意义。

作为一代通儒，顾炎武在诗文创作上有着不同于俗的独特见解，提出了“诗主性情，不贵奇巧”的深刻命题，提倡“立言不为一时”的独立人格，强调“文以明道”、“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主张，并在对古代诗歌传统的推原考究中重新阐释诗学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从诗学史的角度看，这一理论主张不仅反映了时代特色，也显示出浓厚的学术色彩。它与顾炎武学术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广为求证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一起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