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论历史学的价值
张亮
顾炎武从事历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即经世致用。他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他明确指出，考古论今是为了济世安民，是要在历史学研究中体现学者的“济世安民之识”。他的后半生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但他是怀着“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为了经世致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去做实地考察的。
顾炎武的历史学价值论，包括“鉴往训今”、“引古筹今”、“稽天成德”三大方面。“鉴往训今”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引古筹今”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论道经邦的智慧，来解决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现实问题；“稽天成德”是为了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人文化成”的历史文化的世界。
一、“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顾炎武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这是顾炎武对历史学的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论述，他告诉我们，历史学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
他非常赞成宋朝的太常博士倪思提出的主张，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盛世，而且要研究衰世，要重在探讨“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
在顾炎武看来，历史学乃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问。对于那些轻视史学的人，顾炎武借宋哲宗之口斥之为“俗佞”。他说：“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为了使历史学能够发挥“鉴往以训今”的作用，顾炎武十分推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史学方法。他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
顾炎武所赞同和主张的这种治史方法，是在据事直书、如实揭示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方法。他认为，《史记》中“于序事中寓论断”写得最精彩的是《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以十分巧妙的手法，把吕后和萧何秉承刘邦的意图罗织韩信的罪名而将其杀害的真相透露给世人。顾炎武特别提到《淮阴侯列传》篇末所载蒯通与刘邦的对话，说“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又说“《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对班固的《汉书》将这两段话全部删去而深表惋惜，说“二淮传(引者：指《淮阴侯列传》和《淮南王传》。)寥落不堪读矣”。顾炎武之所以特别欣赏《淮阴侯列传》篇末所载蒯通与刘邦的对话，明显带有“鉴往以训今”的意图的。表面上是皇后与丞相密谋诛杀功臣，而实际上他们秉承的是皇帝的旨意，世人们千万不要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
二、“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是顾炎武对历史学的价值属性的又一重要论述。他告诉我们，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还在于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论道经邦的智慧，来解决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与朱熹批评司马迁之学“疏略浅陋”、“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的说法相对立，顾炎武盛赞“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世书生之所能几”，又赞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更反转来批评朱熹的《通鉴纲目》将《通鉴》所载用兵之策大半削去的做法。他在《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中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世书生之所能几也。”“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当然，顾炎武说朱熹“似未达温公之意”，这一批评还是相当温和的。其实，朱熹又何止是“未达温公之意”。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者，他是从根本上反对史书讲用兵之策、权谋功利的，这从他对司马迁的所谓批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朱熹排斥史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圣人不藉力”，而顾炎武则以殷周之际的历史事实来对这一观点作了驳斥。顾炎武以周朝的祖先王季以及周文王和周武王不断凭借武力扩张疆土、从而使其具有了夺取商朝之天下的军事实力的事实，证明孟子之所谓“文王以百里”而得天下、圣人从不凭借政治军事实力的说法是错误的。顾炎武从历史研究中深切体会到，在历史发展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是实力和权谋的较量。因此，一个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不讲实力，讲功利，讲权谋。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只有这样的史书，才能为今人“引古筹今”的“经世之用”起到智囊的作用。
晚年顾炎武看到大西北人民在满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悲惨生活，不得不向他的在朝为官的外甥徐乾学痛切陈辞，希望他不要以修《明史》为满足，而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设法让满清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压迫。
三、“稽天成德”
顾炎武不仅十分重视历史学研究对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利价值，而且也十分重视历史学对于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对于培养爱国主义道德情操、对于人的自我完善的人文价值。
顾炎武认为，人只有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才能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并促进自身在人格上的自我完善。
在反映历史真实的意义上，顾炎武认为《春秋》是一部纪实之书、阙疑之书；但在讲到史学的价值论的时候，顾炎武也讲“《春秋》之义”。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春秋》之义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种是司马迁所说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另一种是“尊土攘夷”。顾炎武在谈到《春秋》之义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三种意义，如他《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中说：“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但在以清代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顾炎武所讲的《春秋》的这三重意义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所谓“尊天王”，不过是爱国的代名词；所谓“攘夷狄”，是指抵抗游牧民族征服的民族保卫战争；所谓“诛乱臣贼子”，是指要制裁那些投降满清、为虎作怅的汉奸卖国贼。顾炎武把这三重意义上升到“性与天道”的高度来认识，正体现着他所说的历史学的“稽天成德”的价值属性。章太炎先生认为，顾炎武的历史学研究，即使是在对古音韵学和古代金石遗文的研究中，也倾注着其深沉的爱国主义热情，其目的在于“兴起幽情，感怀前德”，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
顾炎武的历史学价值论对今天的我们深有启发。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年，新中国诞生也已经有60多年。现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智慧而充满希望的民族，从来都把今天看作历史的延续，以期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自信气概。70多年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唤醒并空前激发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今天，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民族复兴的美景旖旎在望，但我们同样要有居安思危的自觉意识，保持和发扬奋发有为的精神。宋代的杨万里写过一首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首诗提醒人们，在顺利时不要盲目乐观，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容易。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有自信气概。忧患意识可以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前进中的问题；自信气概可以使我们始终保持战胜一切挑战、决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昂扬斗志。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我们的前辈在70多年前表现出来的抗日民族精神，首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今天的我们，当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努力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像前辈那样以历史的主动精神去掌握和创造祖国的未来。70多年前的抗日民族精神，还体现为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自觉意识。一个缺少民族凝聚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我们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犹如一盘散沙。然而，国难当头，唤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觉醒、大团结。我们的前辈靠凝聚起来的民族力量，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了中国。今天，我们依然要靠这种力量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