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离或悲,国有殇 ——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诗赏析
作者:汤恩嫔
五十初度[1]时在昌平[2]
顾炎武
居然濩落念无成,隙驷流萍度此生。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常随黄鹄翔山影,惯听青骢别塞声。
举目陵京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府。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于台湾。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在昌平,三两好友,几杯薄酒,过完了自己的五十大寿。年至半百的顾炎武漂泊异乡,总结自己的过往人生,在思考与反省中作了这首七律,表达自己年华老去,但理想不灭的坚定信念。
居然,竟然,表示意想不到。濩落(hù luò)即“瓠落”,“廓落”,大而空廓貌,引申为沦落失意。瓠就是葫芦,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以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大意为:“魏王赠给我一种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它后结出的葫芦能有五石的容量,用来盛水,这种葫芦就会破裂,把它剖开做成瓢,却空荡荡的什么也不能盛。”言其大而无用。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之句,用瓠落来比喻自己的志向虽然远大却不实用、空负名声却没有什么成就。隙驷,比喻易逝的光阴。隙,墙壁上的缝隙;驷,马。出自《墨子·兼爱下》:“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流萍,漂荡的浮萍,杜甫有诗云“浩荡逐流萍”,常比喻漂泊无定的人生。首联是顾炎武对自己过往人生境遇的总结:虽有理想,忙碌追求,漂泊沦落,却未能成事。
“日暮”典出《史记·伍子胥传》:“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有“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之句。日暮而途穷,形容接近灭亡,表达了内心的绝望之情。黄河水浊,少有清时,古人以“河清”为升平祥瑞的象征。有成语“河清海晏”,比喻天下太平。“河清”典出《左传·襄公八年》郑子驷引《周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比喻期望的事情不能实现。两个典故诗人都反其本意而用,“奏出了诗的最强音”。颔联表达了诗人年近迟暮,却仍不忘实现国泰民安、盛世之景的最初理想,是整诗的诗眼。
黄鹄,鸟名,《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鹄即天鹅,飞得很高,常用来比喻高才贤士。如《文选·屈原<卜居>》:“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鸿鹄之志”用来形容高远志向。青骢,毛色青白相杂的骏马。有曰“黄鹄翔山”与“青骢别塞”暗指连年祭陵和连年战伐,这两句表现了顾炎武时刻心系天下,关心局势,此为一解。但个人认为,“黄鹄”和“青骢”应当是用来比喻明朝的遗民文士和抗清勇士的。“黄鹄翔山”象征遗民文士一一归隐的状态。而“青骢别塞”暗示抗清势力一一崩解的局势。诗人用“惯”、“常”两字,表达行为上对现实状况的妥协接受,但情感上应当是哀伤并自责的。颈联两句描绘了诗人对时局的现实认识,却让人感觉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暗潮汹涌,为尾联作铺垫。
陵,指明十三陵,京,指北京,顾炎武身在北京昌平,故言“举目陵京”。钟鼎,出自《墨子》:“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多铭刻记事表功的文字,喻富贵荣华,高官重任。常用“钟鸣鼎食之家”指富贵宦达之家。东汉末年,社会动乱,致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钟鼎扬名”比喻乱世文人的政治抱负。面对日趋稳定的政治局势,诗人的理想主题也逐渐由抗清复国转变为明道救世。尾联是诗人对人生百年的情感寄托及价值追求的规划定调。
全诗大意是:年至半百,居然濩落无用至此;时间转逝,却似浮萍漂泊荒度。路漫漫兮,何必为今朝的日暮哀愁;更待年老,终究还是那天下太平的夙愿。时常羡慕,黄鹤在山中飞翔的高远身影;已经习惯,边塞烽火偃息,战马离去。抬眼望,先皇陵墓仍在,京城景色依旧,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故国;可能实现的人生价值,就是在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理想追求中体现?
这首诗对仗工整,用词精简朴实,语言铿锵有力,有“松柏之质,金石之韵”,公认为清诗的上乘之作。诗人用比喻、引用、反衬等修辞手法生动刻画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塑造了一个年老志坚的自我形象。最后一句,用反问法加强语气,延伸了诗的情感内涵。感情内敛而深沉,有叹息,有哀伤,前路漫漫,理想渐远,但诗人传递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精神,和一种坚持的人生态度。从诗中,我们体会了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之美,懂得了一种痛定思痛的坚定之美。
顾炎武是否在五十岁时已知天命,渐渐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悲伤油然而生呢?他是否为逐渐稳定的家国天下及清庭的亲汉政策所犹豫,逐渐迷惘消沉了呢?不是。他或许矛盾,或许悲伤,但不屈从。无论现实如何狰狞,在他心中,“夷夏之防”的警醒,“道”的传承,“天下平”的理想和信仰永远丰满。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或者知足,或者放弃,缺少从容淡定的坚持,需要“远路不须愁日暮”来鞭策。民国时期的一位大文人就以此为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立场,从不歪曲。他被蒋介石评价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他七十岁时,用“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作为他的自寿联。他就是胡适。他提倡文学改良,发起白话文运动,游说政治主张。一生用不疾不缓不卑不亢的自若从容,坚持改良。对于当局,敢于直言:“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曰:“《黍离》[3]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面对国殇之痛,大抵有如此心境:如《黍离》,悲之切之;如屈原,悲切而殉身;如陶潜,悲切而隐,以待时宜。在以清代明的这段历史中,有悲愤而绝望,从此隐而不出,不问世事的;也有悲痛而变节,舍民族气节之精神追求,逐功名利禄之物质享受的;当然,也有殉国以舍身取义的——他们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但顾炎武的悲愤仿佛不同于他们,是理智而侠义的:国之已殇,人之未绝,志节尚存,身死不灭。他的固执与坚持,使得他的理想与人格融合同一,境界与前人相比,得到了升华。
在近代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百年中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有一位民国元老、辛亥革命老人,真诚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与顾炎武一样,将国家之计作为他的毕生理想。他就是于右任先生。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他一生布衣粗食,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渝。他创办了上海复旦大学、西北农学院、三原民治中学、民治小学等等。他主持修建的泾惠渠至今仍惠泽人民。他历时20多年,花费10多万元巨资收藏的名碑387方,全部捐赠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发起内战。他曾为两党和谈多次奔走呼号,终不能如愿。蒋经国向他索字,他写下“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赠予之。这14个字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当今天下之利是国家、民族之利,即将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万世之名,是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留名青史,名扬万代。1949年,已71岁高龄的于右任被迫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而结发妻子与儿女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他对大陆和家乡极其思念,有时甚至夜不能眠,非常渴望落叶归根,但未能如愿。他常说:“我好想他们啊。”于是,在临终前,他写下了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诗——《望大陆》,其中不仅蕴含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也浸透着一位老人不为人知的心境和人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他曾手书顾炎武的《五十初度时在昌平》——历史更迭,穿越时空,文化情感在诗歌中得以承继,同样的心境使两位老人产生了共鸣:黍离或悲,国有殇。
注释:
[1]初度,是指生日之时。出自屈原《离骚》:“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指始生之时、出生之日,所以后世也作“生日”解。但与“生日”的用法似乎又不完全一样,而有初始、开始之意。“初度”无论只作“生日”用,还是又指一岁之开始,都是就虚岁说的。也就是说,满四十九岁的这个生日,为五十初度。
[2]昌平,为北京市辖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自古为军事重镇,军事必争之地,是北京的北大门,素有“京师之枕”、“甲视诸州”之称。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顾炎武蛰居于此,拜谒明陵,表达他对故国的思念眷恋之情。还写下《昌平山水记》一书,详细地描述了明十三陵入葬帝后陵寝的建制等及昌平的历史地理情况。
[3]《黍离》选自《诗经·王风》,采于民间,是周代社会生活中的汉族民间歌谣,基本产生于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距今三千年左右。关于它的缘起,毛诗序称:“《黍离》,闵(通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种解说在后代得到普遍接受,黍离之悲成为重要典故,用以指亡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