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顾炎武批判“势利之性”

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爱的差等是直接与等级名分的尊卑贵贱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亲者、尊者要亲厚，对于疏者、卑者要疏薄。这一原则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就造成了人们日益滋长的势利之性。顾炎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人们的势利之性、特别是普遍盛行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势利之性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顾炎武认为，势利之性具有以下表现：

一是在家庭中强分尊卑贵贱，在本不应区分尊卑贵贱的地方也要分出贵贱来。如兄弟之间，以嫡出为尊贵，以庶出为卑贱。汉儒何休认为这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表现，对此，顾炎武严正批评道：“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日知录》卷四《母弟称弟》）

二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庸俗关系学盛行，只认关系，不讲道义。儒家道德伦理的一大弊病，就在于待人接物总是以关系之亲疏、人情之厚薄为转移。此种情形在汉代就已十分流行，《日知录》卷五《邦朋》条引汉代荀悦之言说：

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也。

正因为官场和学界都是只认关系，不讲道义，于是人们为了谋取私利，就不择手段地攀附权贵。唐代以来，以科举取士，庸俗关系学的名目更加繁多，宗法关系全面渗入官场和学界，形成为政治上的朋党、学术上的门户。顾炎武《生员论中》说：

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倾人主太阿之柄而倒置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

三是导致人们为追求富贵而荣辱不分、以耻为荣，乃至无耻到了靠裙带关系取富贵、甚至自宫以进的地步。顾炎武认为，专制制度的森严等级造成了人们的势利之性，这种势利之性早就发展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例如《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条说：

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又如《日知录》卷九《禁自宫》条说：

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椠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皇宫中聚集着数以千计、万计的宫女和太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而这一弊政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兴盛，是因为有以当宫女和太监为荣耀的国民性。在顾炎武看来，给皇帝当小老婆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可是如今的士大夫们却以此为荣，岂非咄咄怪事？他说古人不像今人这样势利，古代的正直士大夫决不想借女人的裙带来扩大自己的权势，更不以自己的女儿给皇帝当小老婆为荣耀。他举汉代的丞相王商、后魏西兖州刺史郑羲为例。王商在朝廷的政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以为内援，并找皇帝的新宠李婕妤帮忙，被大中大夫张匡所奏而被免去丞相的职务，死后諡曰“戾侯”。郑羲是个贪官，虽然女儿当了皇妃，他自己也被提拔到朝廷的秘书监任职，但还是被人瞧不起。可见古时候一般的社会舆论是并不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哪里像后来的人那么势利！最早考察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谈到了中国人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势利心态，他问道：“人民会不会因他们的女儿被君主强行纳入后宫而感到委屈？不，决不会的。相反的，他们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种恩典和荣誉。”

在一般的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要感到委屈的事，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却认为是洪福齐天，这是马可波罗不能不感到不可思议的。如果普天下人都以纳女后宫为耻，那么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帝王占有大批妇女的特权也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了。皇帝既不能占有大批妇女，也就无须再用太监，由此可以废止每年阉割一千多名青年男子为太监的虐政，为图富贵而自宫为太监的风气亦可从此消失。

宦官、后妃依仗的是皇帝的权势，而给达官贵人抬轿子的、当家人、当衙役的，则依仗达官贵人的权势为非作歹，民间有“宰相家人七品官”之说，而正直的社会舆论则斥之为“狗仗人势”。可是，在晚明，就连素重“流品”的“搢绅之士”们也出于势利的眼光，来巴结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了。《日知录》卷十三《流品》条说：

自万历季年，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为东林诸公大玷），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士大夫结交阉宦，成为晚明政治的一种奇特的现象，相当普遍。乃至于在宦官魏忠贤当政时，出现了“公卿上寿，宰执称儿”的怪事；而讨好巴结达官贵人的轿夫、家人，以此作为结交权贵的捷径，更成为官场上普遍流行的风气。顾炎武认为，国人们的势利之性也足以导致亡国。明朝灭亡，“神州陆沈，中原涂炭”，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国人们的势利之性也是导致亡国的因素之一。

当然，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奴性十足，其中自不乏独立特行之士。顾炎武对奴性和势利心态的批判就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