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顾炎武批判“贪婪之性”

顾炎武认为，专制政治体制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性的腐败。腐败现象贯穿于全部专制政治史，尤以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最为盛行。在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专制政治的体制性腐败无孔不入的性质，更使腐败从官场向整个社会迅速蔓延。从达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游闲无食之人”，其心术之败坏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条说：

闻之先达言：天启之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黄河决堤本是天大的灾祸，可是上至河道总督，下至普通河工，却年年希望黄河决堤。管理河道的官员们年年指望着从国家的治河经费中侵克金钱，“游闲无食之人”年年指望着从河工上支领工食，导致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年年治河，却几乎年年有决口。心术之败坏到了如此之地步，简直是无可救药！而政治腐败则以皇城北京为最甚：

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吏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顾炎武的卓识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这种普遍性的腐败，更看到了这种普遍性腐败的根源乃是“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这种深刻的洞见，比起只是谴责那些“斗筲之人”的清官型的政治家来，毕竟是要高明一万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