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顾炎武与复社

顾炎武之自觉地学习诗古文，主要是在复社活动期间；其学风和文风诗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来自复社的影响。

复社是由太仓人张溥（1602－1641）于崇祯二年（1629）统一各地的文社而成立的一个党社联盟，其中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1]

复社的组织构成情况表明，复社成立之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党社组织。这些党社的成员大多为普通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是在职官员；其组织活动一般是采取诗酒唱和、讲学论道的形式。这类社团在明末的大量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这个时期正在成长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当时已然萌生的近代民主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崇祯元年以恩贡入太学，崇祯三年中举，四年更会试及第而成进士。他早先曾与同乡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号南郭）共举应社，及贡入京，得交诸太学生，颇受众人拥戴，由是名满京都。后以故请假归里，被吴江令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人，1599－1676）延至县府，奉为上宾，当地的一些富贵子弟，也慕其名而纷纷从学。之前，还在崇祯元年会试结束之后不久，一些落第的江南士子便曾相约一起筹组社团，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2]。至此，张溥遂利用自己的声望，在熊开元等人的协助下，发起召开了复社成立大会，其会议地点在吴江之尹山。

张溥在复社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申明了复社的宗旨：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因名复社。[3]

所谓“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是包含着“振起东林之绪”的意义的。如果说“兴复古学”是复社的学术宗旨的话，那末“振起东林之绪”则是复社的政治目标，亦即张溥所谓“异日有用”所欲达成的“古学”之致用目的。复社的活动，其实是在“兴复古学”的外衣下，继承东林党的未竟事业，继续开展社会的改良运动。

按清人所编《顾亭林先生年谱》之旧说，顾炎武是14岁参加复社的。但是据笔者考证，当时江南有应社而未有复社，所以，那应该是指其参加应社而言。应社是由张溥、张采、杨彝等人以天启四年（1624）创建于苏州常熟之唐市的，其初入社者来自吴郡、金沙[4]和槜李[5]，三地合起来不过11人。

顾炎武加入复社，是在他17岁的时候，即复社成立之当年。据《复社纪略》载，张溥在复社成立之年所作的《复社国表》中详列复社姓氏计有七百余人，其中有昆山“顾继绅”之名；继绅乃炎武庠名，则其入社必在复社成立之年无疑。

如果顾炎武确实很早就参加了江南应社，其加入复社就不过是随应社之并入复社而自然转为复社成员，并不怀有特别的动机。但是，据顾炎武后来回忆，他曾一度很热心于参加“文会”（指复社的集会）：“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此一时也。”[6]其如此热衷于参加“文会”，究竟是图的什么呢？据其后来自述，他承认那不过是“从四方之士徵逐为名”[7]罢了。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追求在士林中快速成名，才那样热情高涨地参加复社的组织活动的。顾炎武后来反思和检讨明末清初的学风时曾指出：“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8]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当顾炎武在复社中“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的时候，他尚只是一个“为名”的“文人”，较之于那些“为利”而求早日金榜题名的举子，实在相差无几。

尽管顾炎武参加复社的初衷不过“为名”，但他在复社中的活动，客观上却使其广泛地接触社会，由此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从而给予他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开展以很大助益。

就复社对作为其社中成员之一的顾炎武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言，其积极方面的影响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

其 一，复社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对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复社以“奖进后学”的办法来吸引广大的读书青年加入其组织，以利用群众作后盾去干涉政治，实有救亡图存之意；或者毋宁说，它的干涉政治乃是一种社会改良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开展是以“兴复古学”为形式的。据崇祯年间南京提督学政御史倪元珙就复社的活动情况向明思宗所上的奏疏称，复社“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谭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9]。足见，复社所要“兴复”的“古学”，就是经学[10]。故张溥在其所作“复社盟词”中，要求其社中成员“毋读非圣书”[11]，应该一心只读“圣书”（儒家经典）；而读书通经是为了“将使异日务为有用”。由是观之，复社“兴复古学”的学术意义端在提倡通经致用之学。明末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通过复社“兴复古学”的运动而逐渐由虚转实的。顾炎武27岁在“秋闱被摒”的情况下能做出“退而读书”的决定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这和他在一个较长时期[12]里潜移默化地受复社学以致用的学术风气的熏陶无疑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另外，顾炎武年青时之所以“独喜为古文辞”，这固然与其家学传统有深切的渊源关系，但无疑也和复社“兴复古学”的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后来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13]的文学主张，这就更其明显是对复社讲求“务为有用”的实学精神和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了。

其二，由于复社领袖以“文必先正，品必贤良”来严格规范和积极引导其社中成员，不仅培养了一批如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1596—1645）、陈子龙（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1608—1647）这样颇负经世之才的著名学者，更培养了一大批晓大义、重名节的儒家正人君子。且看清.吴山嘉所编《复社姓氏传略》，其中所录1200余人中，大多为抗清义士或明朝遗民，极罕有降清者，因此之故，清末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又号花韵庵主人，1756－1837)为其书作序乃极口称道“复社君子正以结有明二百余年养士之局”也。再看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无锡人，1622－？）所撰的《明季南略》，其中所载清兵下江南时或举行起义或宁死不屈的许多著名爱国义士，诸如江阴的黄毓祺、苏州的杨廷枢、长洲的刘曙、昆山的朱集璜、吴江的吴昜、嘉定的侯岐曾、黄淳耀、华亭的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李待问、贵池的吴应祺、宣城的麻三衡、嘉善的钱棅等，皆为原复社成员。如此看来，复社简直就是一所专门培养爱国义士的学校了。顾炎武正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生活了整整十余年，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