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前言
一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伟大的爱国学者，他在经济、史学、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术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通儒”之一。他不仅学问大，而且人格高，其屈原式的民族气节，尤为后人所景仰。梁启超曾五体投地地称其“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顾炎武的学问与其人格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之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特殊的地位。
然而，顾炎武名气虽大，迄今为止人们对他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的研究，却远未深入。与学术界对于王（夫之）、黄（宗羲）二人的研究盛况相比，他是太遭受冷落了。综观本世纪以来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人们主要是把他当作一个政治活动家来加以研究，尤其是建国以来，这种研究更是带有宣传的性质，与之相应，有关研究论著则强半带有通俗读物之色彩；至于其学术思想，尽管也有所研究，然其广度和深度却十分有限，有分量的力作寥寥无几。从研究队伍来看，长期从事顾氏之学研究的学者，仅赵俪生先生、沈嘉荣先生等极少的几位。这一切，与顾炎武的宏富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鉴于上述情况，1988年，笔者过访方克立先生（我的研究生导师）时，方先生曾力主我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顾炎武。在导师的激励下，从1989年起，我开始留心学术界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所研究的对象接触渐深，了解日多，遂服其学问之赅博、学德之高尚，而益肆力于顾学之研究。为使研究更加扎实，乃于1990年开始了顾氏年谱的写作。
年谱是开创于宋代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
二
（介绍清代至现代顾炎武年谱撰述情况，此处从略）
三
顾氏年谱是开展顾学研究所依凭的重要材料。清人所编之顾谱，当以《张谱》与《钱谱》为上品、而尤以前者为佳。然即《张谱》看，其中讹误亦颇可观，问世以后已先后有常庸、王国维、叶廷琯、杜呈祥、王菉友、赵俪生等先生为之校补、订误。而据新的材料（如《蒋山傭残稿》），其谱舛误疏漏之处，实远非仅如前人所见。故新编顾氏年谱已属必要。且清人所编之年谱，乃纯系由“死”材料堆积而成，缺乏逻辑的和理论的分析，使材料间的内在联系隐而不彰。此种机械的编谱方法亦实有加以革新之必要。
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参照《明鉴纲目》之体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史论结合”之方法，编成了这本《顾炎武年谱》。是谱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在旧谱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材料和成果，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
本谱所据的旧谱以《吴谱》、《张谱》和《钱谱》为主，并参以《徐谱》和《王谱》。所据其他材料主要包括：（1）《顾亭林诗文集》、《日知录》和其他有关顾氏著作；（2）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王蘧常的《顾亭林诗集汇注》、卢兴基的《顾炎武诗译释》和以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王士禛的《渔洋诗话》为代表的数十家清人诗话作品；（3）以赵经达的《归玄恭先生年谱》和吴怀清的《三李年谱》为代表的十数家顾氏友人的年谱；（4）以《归庄集》和《尧峰文钞》为代表的数十家顾氏友人及其他有关人物的诗文集；（5）以纽琇的《觚剩》和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四笔》为代表的数十家清人笔记作品；（6）以吴山嘉的《复社姓氏传略》、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和赵俪生的《顾亭林与王山史》为代表的古今学人所著的有关人物传记；（7）以《明史》、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佚名《研堂见闻杂录》为代表的数十种古今正、野史书；(8)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沈嘉荣的《顾炎武论考》为代表的数十本（篇）学术专著和论文；(9)还有诸如周祖谟的《问学集》、王英志的《清代绝句五十家掇英》、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述略》之类的数十种其他各种论著。以上材料在本谱中引用时均一一注明出处，兹不详列。
第二，体例上采用集纪事、注释、考辨、论析、附录于一身的“纲目体”。
本谱在承袭一般年谱的写作方法的基础上，分列“纲”“目”以清眉目。“纲”以纪事——概叙谱主事行，每纲叙一事；“目”以发挥——其基本内容包括：
（1）注释：引用具体史料进一步展示或补充“纲”的内容，或是依据有关材料对“纲”的内容作扼要的介绍；
（2）考辨：当“纲”的内容是为旧谱所缺或是对旧谱的更正时，则引证有关史料，必要时则更作适当的分析、论证，以为“纲”提供依据；
（3）论析：依凭史料对谱主事行作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断，由此引申出一定结论，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4）附录：摘录与“纲”的内容相关的史料，以供读者研究时参考。
此外，本谱每年开头，还首列“时事”，主要是交代本年内国内重要政事，以为读者理解谱主事行提供背景材料。其资料来源，明代部分主要出于印鸾章、李介人修订的《明鉴纲目》，清代部分则主要来自林铁军、史松编写的《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二卷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编写好一本年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理论素养，还需要有异乎寻常的耐心、勤奋和求实精神。本谱的编写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学习和锻炼的过程。由于水平有限，本谱中舛误与缺失定然不少，恳请行家提出宝贵批评意见，以便今后修订。
周可真
1996年8月于苏州大学
注：《顾炎武年谱》（46万字），周可真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按：上述前言写成后，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故未能对已成其稿的年谱作及时的精心校核，至1998年8月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前后三次校核，费时近半载，始知成书之不易。（从着手准备到正式开始写作，再到修改、校核，直至正式出版，其书费时近10年。）
附：《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和增补而成的。在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撰成了四十六万字的《顾炎武年谱》，此书从1990年开始写作，历时六七年，数易其稿，书成而又几经校核，费时又近两载，终以1998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顾谱之写作缘起和动机，我在其书前言中已作了申述，我认为，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语）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
我还认为，人的思想的表达，实际上有两种方式：“言”的方式和“行”的方式。如欲透彻地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则必听其言而观其行。以此言之，我的《顾炎武年谱》乃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行”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而我的博士论文《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则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言”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当然，言与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地采用了以行证言的方法，即根据顾氏的人生经历来阐发他的言中之意和言外之意。我以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其言中之意的阐发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在其言之而不足的情况下，以其人生经历中实际的事行来说明其未尝充分言明的思想，则多少可以弥补其不足，并且这种弥补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妄测和臆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往往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语）的，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行动（实践）较诸合理的言论（理论）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对于宇宙人生之理的认识），尤当注重其行，这是他们表达其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倘若撇开了其行而单纯地考察其言，便难以把握其真思想。
无论是《顾炎武年谱》，还是《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其写作都是在我的恩师方克立教授---他既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实际上，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以顾炎武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为自己科研的重点对象，即是承方师之意，正是他为我设计了这一课题，而且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始终都得到了他的热诚关怀和悉心指教。在此，谨向方老师表达我最诚挚、最深切的谢意！
《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写成之后，曾送交清华大学文学院张岂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衷尔钜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立文教授、葛荣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王俊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李尚英教授审阅，他们对之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张岂之教授、陈来教授、王俊义教授、陈祖武研究员、李尚英教授，还亲自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们五人组成了以张岂之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一致的高度评价，并且又当面向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不仅对完善我的博士论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今后进一步搞好科学研究亦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在博士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力所能及地吸取了上述诸位先生的意见，但为我目前的学术水平所限，很可能虽经修改而在某些地方仍不能尽如人意，这是要请诸位先生及其他学界同行谅解的。
在这次修改中，增补了“余论”部分，以表达我对顾炎武哲学的历史地位的初步看法，但由于我对宋元明清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还远未深入，这种看法可能比较肤浅，谈出来，不过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被列入吾校苏州大学“211工程”标志性成果项目，从而获得了资助而能及时出版，为此我深感幸运，更为校方为振兴苏大而对吾校学术事业的发展竭尽其努力而感到振奋。
注：《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18.8万字），周可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