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提要)

【全书内容提要】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炎武思想研究”（00BZX020）的最终成果形式，是本于作者以往研究成果《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和《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并吸取他人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启蒙篇”、“爱国篇”、“实学篇”三大部分构成，着重研究和阐述了顾炎武的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实学思想，认为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明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作为这种伦理思想的不同表现形态，其启蒙思想是与当时市民价值观相适应的有条件地承认“私”的伦理合法性的新仁道观；其爱国思想是顺应市民阶层本性要求而人道主义地化“忠”为“耻”的新忠君观；其实学思想是要求学者尊“耻”德而道问学的新学术观。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

（周可真著，4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详细提要

导论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当时社会内部新生经济矛盾加剧了其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而导致了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明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

启蒙篇

引论

如果说为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是一种以人文理性、经济理性和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理性的话，那么，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所张扬的则是一种市民理性。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经透露出市民理性的精神内容，其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理性也多少有些相似，然其启蒙作用却非常有限，它实际上还不具有近代启蒙意义。

第一章  市民意识及其实践形态

市民生活环境的习染及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顾炎武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当时的市民价值观，形成了其主张人皆有“爱身”“恋财”之心的市民意识，这种自私自利的市民意识贯穿于其整个治生活动，是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内在地包含着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而现实性的表现，便是他通过自己的治生活动来谋求其独立自主的生活。

第二章 反理学的“仁道”思想

顾炎武反理学的“仁道”思想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在于主张在一定国家制度和政策措施所容许的范围内去追求个性自由，其“仁道”思想的核心则在于肯定“私生于仁”，这个观点既承认了“私”的伦理合法性，同时也使传统儒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造；然而，由于顾炎武固守传统王有制观念，他尚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观念，只有伦理学意义上的自为观念。

第三章  基于新“仁道”观的社会改革思想

顾炎武关于“从私”、“恤私”的伦理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亲和道德观及基于这种新道德观的社会改革思想，包括针对君主独裁政体所提出的“分天子之权”以实行“君臣分猷共治”的主张和针对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所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私营经济的主张。

爱国篇

引论

作为爱国者的顾炎武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其曾经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国君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在于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是其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与热爱。古今中国的爱国主义道德，其实不过是以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但当把顾炎武这位明清之际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加以研究时，则应注重其时代所特有的爱国形式，着重考察和研究他的忠君的意识和行为。

第一章  尽“忠”尽“孝”的爱国之行

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他守“君臣之礼”而尽“忠”的表现；其入清后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的表现。“孝”，是其心目中的“伦理底线”。在不越出其“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在伦理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既是为了保全其个人生命，更是借以成就其力学以待“后王”的大业。

第二章  直抒性情的爱国之音

与顾炎武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实际事行存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情况不同，其诗歌则几乎没有“奇”掩“巧”饰的成份，都是发乎其本心的自然的爱国之音。他一生赋诗凡332篇428首，其中属于顺治年间的作品有173篇220首，康熙年间的作品有159篇208首。比较而言，顺治年间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年间的作品则主要反映其作为明朝遗民在日益强大与稳固的清朝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复国无望的悲凉心态。

第三章  化“忠”为“耻”的爱国之想

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他为“王者复起”后不再亡国而展开的对于明亡原因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他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他并把这种新道德纳入“仁”范畴而落实到“行己有耻”上，从而化“忠”为“耻”。与“忠”不同的是，“耻”的对象不是“国”之“君”，而是“天下”之 “人”。“君”要成为“耻”的对象，惟其尽到“人”所应尽的“保天下”之责。“保天下”是“礼义”对“人”的最高要求，“保国”则非其题中应有之义，“礼义”并不内在地要求“保国”。这样的“礼义”是被顾炎武改造了的其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多少具有近代民主性质的宗法制度，他期望“后王”立国于这样的制度来保障其国的长治久安。

实学篇

引论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自北宋开其端。以续传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宋明理学家有实学思想，其特点是重实行，以求归依“实理”之“诚意”，是为实心之学。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是当时市民价值观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化解当时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其特点是重事功而求“吾儒经世之用”，是为经世之学。

第一章  实学的思想基础

顾炎武实学以其经世观念为思想基础。这种观念最初孕育于反映其治生愿望和经世志向的经生意识。其经世志向至“乙酉四论”时已显强烈；《与友人论学书》则标志其经世观念臻于成熟。其以“耻”（即耻于“非礼”耻于“非人”）为本的经世观念以“匹夫匹妇被其泽”作为经世的本质内容，并随着社会条件及其人生际遇的变化而有其不同的具体历史内涵，其前期是以谋求国家强兵之道为主要内容，后期以救济和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晚年则以弘扬仁义之道为主要内容。

第二章  贵创新征共识的实证精神

顾氏实学虽然在形式上显示出它向原始儒学的复归，但以其受到当时市民理性的深刻影响，其思想内容与学术形式都不同于以往儒学，它有其独特的伦理精神和学术精神，即“从私”、“恤私”的人道精神和轻权威贵创新、重经验征共识的实证精神。其既求创新又征共识的实证精神，表明了其知识论把知识本质地理解为共性范畴的东西，从而要求知识主体通过交往实践来实证其知识，使之由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理念，是合理的；但是，他只注意到知识主体的共性而忽视了知识客体的共性，却又表明了其知识论只关注伦理实践而忽视生产实践，从而导致其只求知识的社会之善而不顾其自然之真的缺陷，这正与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论之只求知识的自然之真而不顾其社会之善的偏失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这两种知识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各有所偏，都没有把人本质地理解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要克服其缺陷，达成其互补统一而臻于完善的知识论，则须以“自然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概念。

第三章  由“术”及“道”的实学诉求

顾氏实学是从起先追求“经生之术”发展到后来追求“救世之道”的。这个转变既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是由于顾炎武坚持儒家“夷夏之防”的文化观——这是促使其实学从“学识广博”的杂学形态转变到“学有本原”的经学形态的思想根源所在，并赋予了其经学以独特的性质，使它成为不同于一般儒学的华夏文化学。其杂学偏重于“下学”，并从起先注重“学识广博”渐趋讲求“学有本原”；其经学则重视“下学而上达”，是为顾氏实学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他以知为行的前提和基础、行为知的目的和归宿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知行观是对朱熹知行观的创造性发展，其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的事业非个人可以独断独行的私事，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一项大众性事业，必须求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顾氏实学的历史特征则在于重视和强调“下学”，提倡“好古而多闻之实学”。

第四章  下学功夫和实学思维

顾炎武“学为诗古文”方面的学术活动，是其下学的基本功。在诗文创作上，他坚持“文有益于天下”的基本原则，并恪守“诗主情性”的为诗之则和“辞主乎达”的行文之法，故能以其文之“纯朴”、其诗之“古雅”入于“变化自然”之艺术妙境，而其诗更以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其如此艺术成就是以其“下学”为根基的，是其“下学”功夫的体现。然而最见其“下学”功力的，还是其经学。顾氏经学的特质，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之类皆在其视域之内，更在于其据“六经皆史”之观点，将经学本质地理解为史学，从而导致了其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但其运用最多最广的，是作为其归纳法之基础的考据法。其考据活动最显其下学功夫，是其实学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维方式根本区别于宋明理学之所在。

第五章  顾氏实学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顾炎武以前的传统学术思维是一种不确定思维，其典型表现是宋明理学的思辨性演绎思维，反之，清代朴学则是机械性归纳思维。在理学与朴学之间起到了承先启后作用的顾氏实学思维具有归纳与演绎之辩证统一的特点，它以其实践性与创造性区别且高于朱熹理学的先验性守成思维，又以其求“经世之用”区别且高于轻视实用的朴学思维。顾炎武逝世以来中国学术向来未能将实证（据）和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今“学术腐败”更养育了一种戕害人类理论思维能力的“欲性思维”，其思想根源皆在于学者们缺乏顾炎武那种从伦理上肯定人人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当今中国学者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该像顾炎武那样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