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我为何热衷于研究顾炎武？

顾炎武研究概述

近代以来，在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1613--1682)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较早时，在顾炎武研究方面成绩最为卓著的，当推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这两位学术大师，他们所特别在意的是顾炎武的学术精神及其治学方法，虽然梁氏对顾的启蒙思想也有所注意。二十世纪中叶，以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为代表的一批学界老前辈，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开展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们则主要是把顾炎武当作明清启蒙思潮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来看待的，所以格外重视顾的启蒙思想。嗣后的顾炎武研究大体上就是顺着这样两种研究路向来进行的：史学界一般比较重视顾炎武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陈祖武、王俊义等；哲学界则一般比较重视顾炎武的启蒙思想，其代表人物有萧萐父、许苏民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顾炎武作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以《顾炎武论考》（沈嘉荣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和《一代儒宗顾亭林》（葛荣晋、魏长宝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年）较具代表性。《顾炎武论考》涉及顾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等八个方面，是迄今为止对顾炎武思想论述最为全面的一部学术专著。《一代儒宗顾亭林》则主要论述了顾的学术范式、经学思想、史学思想、理学思想、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其论述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简要精当，堪称顾炎武思想研究的一部精品力作。

笔者对顾炎武的研究

笔者在我的导师方克立先生的引导和鼓励下，从1989年开始留心学术界有关顾炎武的研究情况，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所研究的对象接触渐深，了解日多，遂服其学问之赅博、学德之高尚，而益肆力于顾学之研究。为使研究更加扎实，乃于1990年正式开始了《顾炎武年谱》的写作，历时六七年，至1996年撰成初稿，此后又经数次修改、校核，始成其书，1998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顾谱写作之缘起和动机，我在其书前言中已作了申述，我认为，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语）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是谱主要特点在于：（一）在旧谱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材料和成果，特别是上个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二）体例上采用纪事、注释、考辨、论析、附录于一身的“纲目体”。此外，该谱每年开头，还首列“时事”，主要是交代本年内国内重要政事，以为读者理解谱主事行提供背景材料。

通过顾氏年谱的写作，我对顾炎武其人其学更有了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位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伟大学者，其做学问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利，而是为天下而学问思辨的。所以，他著书立说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文须有益于天下”。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孜孜于明体达用、济世经邦之实学。为此，他极端鄙视和极力反对亟求当世之名以遂其私的“俗儒”们的“学问”方式，强调要在“本原之学”的基础上做出前世所未尝有、后世所不可无的真正“有益于天下”的学问。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天理良知。这种学术良知，对于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学者来说，也仍然是须臾不可丢弃的。不顾是否有益于天下，而一味昧着良心“炒学问”，乃至于像不法奸商那样大肆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亦是民族的不幸！顾炎武平生既重学又重商，既善学问亦会经商（且曾经商），然而，我们从他的学问中，却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商味”！顾炎武以其实践表明：治学与经商乃是两码事，商有商法，学有学术，决不应当也不能视治学如经商，乃至以经商之道来取代治学之道！写完顾氏年谱，掩卷作联系实际的深思，乃更体会到当年梁任公先生评论顾炎武时所说的“是经学亦是人师”的话的意蕴。顾炎武之值得研究，主要不在于他是经师，而在于其为人师。从他的身上，我们实在能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

基于对顾氏生平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认知和理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6—1999年），撰写了《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嗣后，根据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和增补，撰成了《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我以为人的思想的表达实有两种方式：“言”的方式和“行”的方式。如欲透彻地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则必听其言而观其行。以此言之，我的《顾炎武年谱》乃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行”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而我的博士论文《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则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言”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当然，言与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后一本书中尽可能地采用了以行证言的方法，即根据顾氏的人生经历来阐发他的言中之意和言外之意。我以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其言中之意的阐发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在其言之而不足的情况下，以其人生经历中实际的事行来说明其未尝充分言明的思想，则多少可以弥补其不足，并且这种弥补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妄测和臆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往往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语）的，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行动（实践）较诸合理的言论（理论）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对于宇宙人生之理的认识），尤当注重其行，这是他们表达其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倘若撇开了其行而单纯地考察其言，便难以把握其真思想。

本世纪初我以“顾炎武思想研究”为题成功申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就是“顾炎武思想研究”（00BZX020）的最终成果形式，是基于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吸取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由“启蒙篇”、“爱国篇”、“实学篇”三大部分构成。这一基本构架的设定，是基于我对顾炎武的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这种认识使我对这位特殊历史人物作了如是定位：在社会发展史上，他是中国社会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杰出的启蒙学者之一；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是一位坚定而有独特思想和情操的爱国者；在学术发展史上，他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据此，我以为开展对其思想的研究，理当以其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实学思想作为重点，以澄清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作为主要任务。本书所着重研究并力图予以澄清的顾炎武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当然只是迄今为止在我视野中的他的思想的三个主要方面，而非其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不仅本书，其它任何一部历史人物思想研究专著，也都是且仅仅是反映其作者特定视野中为其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思想的主要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其全部内容。作为研究者他也不应有穷尽其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的企图，因为他所面对的对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客观上存在着因人而异的无穷的可观察点和解释之可能，而他作为研究主体则不免要受到其时代条件及其个人学识、学养的限制，故无论怎样他都只能从其某个特定视角去考察并依凭其特殊而有限的理解力去阐释，这就决定了为其考察和阐释的内容不能不具有某种局限性，而无论其自认为是多么全面而客观。故拙著的局限性亦是不可避免且客观存在着的。

顾炎武研究的意义

近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始终都围绕顾炎武这个中心课题来展开。有人曾发问于我：这些年来你怎么老是抓住顾炎武不放，一个劲的研究、研究，你感到乏味不乏味，厌烦不厌烦呢？这意思其实是说，研究顾炎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这东西很微妙，因为它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以顾炎武研究来说，其意义关系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顾炎武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二是，顾炎武和顾炎武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三是，顾炎武研究者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四是，顾炎武的时代与顾炎武研究者的时代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研究顾炎武的意义，应该就存在于这些关系中。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可以说，顾炎武的时代就是顾炎武之所以成其为顾炎武的根据所在；同样，作为顾炎武研究者的“我”的时代则是“我”之所以成其为“我”的根据所在。以此，上述几种关系便可以归结为顾炎武的时代与顾炎武研究者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关于研究顾炎武的意义，似乎正应该从这个关系中去把握。

顾炎武的时代与作为顾炎武研究者的“我”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之不同在于其历史条件不同。从外部条件来说，顾炎武时代的中国尚处在“西学东渐”之初期，是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国家；当代中国则是一个积极主动地应对“全球化”挑战而日益深广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家。从内部条件来说，顾炎武时代的中国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滋长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新兴市民势力与腐朽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两种社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主要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汉贵族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致使其日益尖锐并终归于激化，由此导致了封建王朝的兴亡交替；当代中国则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她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日益全面的展开，其内部正孕育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虽然这些矛盾在目前尚不十分明朗，其矛盾性质暂时还难以论定，其矛盾发展将会导致何种后果也更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从其不同的历史条件，也可以看出这两个阶段又有某些相似之处：顾炎武时代的中国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各自孕育和滋长着的新的社会关系诚然有本质区别，但是其面临的时代课题却极为相似，即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新的社会关系，如何处理新旧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此其一。其二，顾炎武时代的中国正值封建王朝兴亡交替之际，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激烈；而今在“全球化”过程中，则存在着处于较弱势地位的中华民族与处于较强势地位的西方民族特别是美利坚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民族矛盾在其未来发展过程中完全不是没有可能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激化，因而，又都面临着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矛盾和由此矛盾派生出来的文化冲突以及如何振兴中华民族和建设中华先进文化的问题。

因其具有相似性，顾炎武时代遂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从而，顾炎武作为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第一流人物，其思想和立身处事在某些方面便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或者至少能给我们以某种启迪。

人类社会在总趋势上是向前发展的，就人类的智慧而言，其发展总趋势必是后来者居上。但是，后来者居上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一方面，所谓后来者居上，并不等于说所有后人在所有方面都必定超过前人，必定比前人更富有智慧；另一方面，后来者居上是必须以后人充分吸取前人的智慧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后人才会超过前人，才会比前人更富有智慧。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有学习历史的必要，才有吸取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必要。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奏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学习历史的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欧洲人从古希腊文化中吸取了精神营养，重新找回了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的长期统治而一度失却了的古希腊人的生活精神，重新获得了古希腊人的生活智慧，并在这个基础上更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进步。可见，学习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卓有成效的。

要使学习历史成为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个重要的方法在于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也就是要拿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来同研究者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进行比较，从中找寻到彼此相互类似的情形，进而考察历史人物在此同类情形下的所言所行或所思所为及其实际效果。这种所思所为及其实际效果，便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正是通过这个结合点，历史人物与研究者才得以现实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历史人物的所思所为才能成为研究者及其同时人可资借鉴的东西。

上述方法实际上是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方法：拿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来同研究者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进行比较，从中找寻到彼此相互类似的情形，进而考察历史人物在此同类情形下的所言所行或所思所为及其实际效果——这是归纳过程；研究者根据历史人物的这种所思所为及其实际效果，引以为鉴，吸取其经验或教训，化为自己的生活智慧，由此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这是演绎过程。在我看来，这个方法应该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伟大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之一；我们研究顾炎武思想，本质上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不应该只是流于空洞的口号或停留在一般的原则上，而是应当务实地将这种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服务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本书即是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为出发点，运用归纳和演绎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顾炎武思想的；通过这种研究，我以为至少在下述几个方面，顾炎武思想对于增益我们的生活智慧，改善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例如，在具有异质文化或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应该怎样对待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怎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当年顾炎武的做法是：当清贵族刚刚入主中原，清朝统治尚未稳固，南明还在同清朝作殊死搏斗和较量的时候，他是积极的或明或暗的参与南明的抗清斗争；当清朝政权日益巩固，南明的抗清斗争偃旗息鼓，以至复国无望的时候，他则采取了对清朝的不即不离的态度，既坚决不事清朝，亦不与之对抗，甚至还与清朝上层官员有长期而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他又念念不忘复国，而且坚信汉族必将复兴，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钻研“经术”“治道”，著书立说，以待“后王”（未来汉族政权的代表）。顾炎武的这种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这个世界的事实上的统治者，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我们似乎应该采取类似当年顾炎武对待清朝那样的态度，既不屈服于西方国家，也不与之对抗，并且还要积极地开展和它们的交往，与它们保持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和接触，同时抓住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苦练内功，培养自己的素质，发展自己的实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再如，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仍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当今世界中，只能算是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萌芽，以其发展水平而言，它至多相当于顾炎武时代封建主义依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对待新的社会因素，怎样处理新旧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呢？当年顾炎武所取的基本态度是：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对以封建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加以改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和私营经济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维护和实现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之相适应，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改革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新体制，使中央适当放权于地方，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顾炎武的这种态度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就是：面对在当今世界居绝对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否应该是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使之成为其中渗透了社会主义因素的一种社会体系呢？平实而论，在旧的社会关系仍居绝对统治地位而新的社会关系尚处萌芽状态的历史条件下，要在现实中建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它至多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观念地建成罢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既有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是唯一可行之路，也是最为切实而可收其成效的办法。

又如，在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在这方面，顾炎武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在清朝，原来的女真族虽然掌握着国家的政权，但是其民族文化比起汉族文化来却是相对落后的，在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顾炎武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立志捍卫和发展处于较优势地位的汉族儒家文化，并从“文”“道”统一的观念发出，提倡“本原之学”，积极开展儒家文典研究，并在小学、地理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继起的清代朴学打下了基础，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为近现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顾炎武对于“夷狄”文化也不是全盘的否定，而是承认“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1]，主张以“夷狄”文化之长补“华夏”文化之短，例如，他看到游牧民族善于“骑射”而在当时军事上占有优势，力主改革马政，提倡“听军民畜马，勿禁”，以利于国家“骑射之士”的增多。[2]今天，我们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对处于较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也未尝不应该以“原本之学”的精神开展对西方文典的研究，以便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的做到取其长而舍其短；同时，对处于较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则不应妄自菲薄，自贬三千，而是应当看到“西方之不如中国者有之”，从而在生活实践中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顾炎武思想乃是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研究它，不只是为了把握顾氏本人的思想，也是为了更具体地把握整个中国思想史；反之，也只有把他的思想看作并理解为中国思想史整体的一个部分或方面，将它置于其整体中来加以考察与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它的意义。

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或方面。在此情形下，要真正把握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也许还得将它置于世界思想史整体中来加以考察与研究，方能达到对其思想意义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研究顾炎武思想，恐怕亦是如此。但以我的学识与学养的积累，至今尚不足以如此去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故据实说，现在我尚谈不上对顾氏思想及其意义已经达到了多么真切的认识和多么深刻的理解。

顾炎武说得好：“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而学者所当闻之的道，实非仅仅客体之道而已，也包括主体之道。客体之道与主体之道一并闻之，斯为真闻道。而主体之道须在主体交往中闻之，这个交往过程，恰恰就是人的一生！故学者之闻道，实是与其人生相伴随着的一个过程——既是为学过程，又是人生过程。

人的自然生命作为形而下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道作为形而上的东西则是无限的。故闻道作为学者的事业，本质上并不是单个人可以特立独行的一项有限性事业，而是在学者群体历时性的承先启后、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和共时性的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相补充的通力合作中进行的一项无限性事业。如果说顾炎武思想也是属于“道”的话，那末，闻顾氏之道亦是一项无限性事业。

学者为何要尽其心竭其力去研究那些老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我想，总不外乎是出于顾炎武所谓“引古筹今”的需要。这里的“古”与“今”实际上是“往”（过去）与“来”（未来），却又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往”“来”，而是历史的文化上的“往”“来”。所谓“引古筹今”，实质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为创造其文化所从事的继“往”开“来”的历史活动。人类特有的文化，就是通过而且必须通过这种历史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在这种历史活动中，“引古”是“温故”以“继往”；“筹今”是“知新”以“开来”。通过“温故知新”的历史活动，才能实现“继往开来”的文化创造。研究顾炎武思想的文化意义乃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