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一生追慕爱国思想家顾炎武
张穆其人，《清史稿》称他“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在一般人看来，是位学者；其实，他还是个诗人有《斋诗集》传世。当然，与其学术成就相比，他的诗歌创作仅仅是做学问的“余绪”；留给我们的作品也不多足百篇。但这并不影响他跻身于我国近代诗歌开拓者之列。
张穆生活在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封建末世转向列强横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他不是一头钻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学者，而是时刻关注着祖国与人民命运的思想家；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也不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而是搏击风浪的弄潮儿。因此，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史诗般的规模与气派。
二
一八四零年，中英雅片战争，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与满清政府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海人民事势浩大的自发的抵抗运动。张穆在他的《辛丑八月津门题劳公甫<霜林觅句图>》一诗中，就满怀激情讴歌了一场天津人民英勇抗敌的战斗。作者先写军民在敌人未到之前已经“津步妥帖眉清扬”，作好了准备；次写天刚破晓敌人果然来犯，“勺斗击破晨烟凉”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在军民的抗击下“摧拉鲸鲵若群羊”，那冲上岸的敌人象群羊似的溃散；第二次进攻全军覆灭，“万波讴灭桑木僵”，落水的敌人，就象漂浮在海面的朽木一样纷纷被淹毙。初战告捷，大家喜饮庆功酒“豪吸不问女儿良”。但军民并不麻痹大意而是“快摩盾鼻濯博桑”，磨枪洗盾，准备再战。胜利鼓舞了当地的百姓，青年人踊跃参军“虚弯角弧射天狼，短衣匹马意慨慷”。在这样的气氛感召之下，张穆文思如潮，“请为更赋从军章”要为当地人民再写一首从军参战的诗歌。
此诗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之岁，正是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定的那一年。
还有一首诗叫做《吴涌芬舍人斋中观菊》。题目下面标出的写作时间是“庚子”年。如果单从标题上看，是一首赏菊之作。人们自然会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和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雅兴。然而，此时的张穆却无心赏花，而是久久地伫立在清晨的寒风当中“晓风久立浑忘寒”。他的心早已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东南沿海。当时由于道光皇帝撤换了力主抗英的林则徐，而以投降代表琦善取而代之，前线战事不利，败讯频传。作者闻在耳里，急在心上，急切盼望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海上肯来铁甲单”。那怕是十战一胜的战果，“我十倘闻一战胜”也要喝它一百杯美酒来庆祝胜利。“吾徒何惜百杯干”。而作者还要磨砚洗笔，“移写东南露布看”去写胜利的捷报，把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国人。题下标明的“庚子”年，就是英国发动雅片战争的那一年（1840）。
两首诗，一首正面描写天津军民抗敌场面，歌颂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英勇顽强，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另一首写应友人之邀前去赏菊，却一心惦记着东南沿海的战事，满腔热忱，溢于言表。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石舟先生当之无愧。
张穆自从顺天应试受阻之后，便一头扎进 斋去钻研他的舆地之学，很少有深入民间的机会，但他一走出书斋，便把目光投向下层人民。有一首诗名叫《漫河道中》，是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旅行途中写下的。当时直隶一带，连年亢旱，寸草不生，饿殍遍野。作者用设问设答的手法，写一位老农与坐在马车中的“客人”的对话。那客人因为时值盛夏，路上暑热逼人，后悔自己没有当了农夫，坐在家里享清福。农夫听后，先是叹息，后是愤怒.对客人说，连续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只好向官府借贷“借得官粮户一斗”，但是“三月播种尽七月，石田未曾擢良莠”。三月下种，到了七月，象石块一样板结的耕地连一根莠草都没有生长出来。人们只好扔下农具抛离家园，外出逃荒。“亦有锄犁挂屋角，畏饥辍耒人逋逃”。他请客人看一看那些在路上奄奄待毙的人们，那一个不是“世业半因农力丧”，只是因为世代务农才遭此厄运。在诗的结尾，作者大声疾呼：“安得万古长丰岁，谁为排闾鈅九阍”，“咨尔云师胡不云？”诗人要飞上天去推开天庭的九重宫门，问一问玉皇大帝，为什么不派云师雨神来布云降雨？发问之后，他又设想，什么时候老百姓能够万古丰年，作者也就甘心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两位诗人生不同代，但其悲天悯人的仁者心肠何其相似。
道光十八年（1838），张穆应友人之邀，漫游江南，他既不去邂逅“娉娉袅袅十三余，荳蔻梢头二月初”的杨州美女；也不去欣赏“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当垆少妇；却把关注的目光停留在濛濛细雨中在稻田里耕作的农夫和雨过天晴送饭的农妇身上“饁耕健妇仍蓑笠，喜直朝晴更晚晴”（《宿迁道中》）悲农民之悲，喜农妇之喜，石舟先生和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声息相通，休戚与共，在同代的诗人当中并不多见。
三
张穆的诗歌创作，除了关心国事，心系民生之外，他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古今杰出人物：他们有的心怀大志，天下奔走；有的一身正气，杀身成仁，有的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且看他的《丁未九月顾祠<秋禊图>》。这是一首赞颂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顾炎武的诗。顾公是张穆平生最敬仰的历史人物。张穆曾经为其编写年谱，又和友人集资修建顾祠。祠堂建成之后，春秋两季及顾公的诞辰，必定举行公祭。诗中称赞顾炎武“治乱古今彻，吏事百精练”，是个能够透彻了解古今历史变化，明确阐述治国精要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物。他进行学术研究，讲求“实事而求是”“铸熔归实用”，开启有清一代“朴学”的先河。在张穆和他的友人心目中，顾炎武的人品学问“功足翼笺传”，足以名垂青史，留传千古。张穆决心要继承和彰扬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讲堂拟首善”，在北京这座首善之都开设讲堂来传播他的学问，并且“将以证实学”，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证实顾炎武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正确。
在今天，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顾炎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思想家，开一代新风的杰出学者，可在二百年前的清道光年间，他被当局视为“叛逆”。如果不是张穆及其友人的宣传彰扬，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扛鼎人物。不知要被堙没到何时才得见天日。
明建文四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率兵南下，夺取了他的叔父朱允文皇位。朱棣命前朝名臣，文章大家方孝孺为其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坚拒不从，被永乐皇帝灭了十族。鲁迅先生称赞方孝孺有台州人的“硬气”。张穆在他的《方正学〈仁虎图〉》一诗中也赞扬的这位台州硬汉：“此日写虎虎有神，异日当陛批逆鳞”。面对凶残的永乐皇帝，方孝孺有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强暴面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张穆赞美他“方子本是人中虎”。
从顾方二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石舟先生对历史人物褒贬的取向。对于现实官场，他更关注那些造福一方，为官清廉的良吏。
道光十八年（1838），张穆漫游江南，停舟高邮，写下了《舟次高邮怀贾惠人先生》这首诗。贾惠人，名亮采，高邮人，曾经担任过平定知州。据《平定州志》记载，这位父母官，“学向渊博，以培养人材为已任”。办公之余，对书院读书的士人们的“课卷皆亲自批阅讲授”。是位关心文化教育，惠及一方的人物。贾知州秉性亢直，为官清廉。作者在诗中称道他：“直吏采云容不肯”，就象汉朝的朱云一样，连从骨头上刮下来的肉末似细小礼物也不肯接受。在此句下面，作者自注：“瀛少泥｀非公不至＇之义，未尝执贽门下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张穆在自己的家乡时也遵守着，“不是公事不登门”的古训，并没有去给贾知州去送礼，从而把这个不曾谋面的清官视为知已。但这位有“一乡公望秦淮海”似的好官，任期届满之后，尽官州人再三挽留，还是象曹魏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邮样“欲官徐干更无缘”，不能在平定继续留任。作者在这首诗中既颂了贾惠人的政绩，也对他的“半生仙居贾阆仙”的孤寂的个人生活给以了同情，以至于“点鬼诗成泣涕涟”。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张穆写成《读徐树人太守〈登太白楼图〉即送作郡蜀中》这首诗。诗中的济宁知州徐树人在职期间“民丰岁溢学校修”人民富足，连年丰收；学校修治，文化发达。在他去职之时，当地百姓“卧辕扳辄济民何穷送君作”。有的挡住车辕，有的扳住车耳，不肯让这位惠及万民的父母官离开。徐树人到四川上任的地方就李白的故乡——青莲乡。张穆祝贺他：“名士例缘各宦显，彰明更访青莲乡。希望他到任后政绩卓著，造福一方。
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写的《题王鹿屏吏部家勋〈扁舟归养图〉》百字令一词中，说哪个在京城做官二十年的王吏部去职还乡之时，“归装检点，依然寒士”。检点一下行装，仍然象一个贫困的读书人。他做京官的收入仅仅能够“佐估高堂菽水”让那高堂老母吃饱肚子。王吏部两袖青风回家去奉养老母，在张穆看来“都是申怀事”。他还希望王鹿屏还乡之后，在奉养老母之余，不要忘记向家乡父老传授文化知识“有人问字，先生应说公是”。
张穆的一生与出将入相无缘，但他们友人却不乏当朝显贵。象程恩泽，祁寯藻等朝延重臣都和他过从甚密，交谊甚厚。但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浓墨重彩的为这些官低位卑的廉吏们大唱赞歌，不难看出他们在石舟先生心目中的地位。
四
张穆一生交友甚多，除上面提到的程、祁二位之外，象清代的著名文字学家王筠、苗夔、许瀚，舆地学者俞正燮、沈垚，启蒙思想家诗人龚自珍、魏源，在朝为官，却钟情学问的陈庆镛，何秋涛等等都过从甚密。其中与与王筠和陈庆镛的交往堪称友谊佳话。
张穆在他的《述怀感旧六十韵为贯山先生寿》一诗中这样写道：“最后得安丘，投分俞许均”，在众多的友人中，王筠是最后得交的一位，但二人之间情投意合，和那早年结交的俞正燮，许瀚并没有什么差别。王筠号箓友字贯山，山东安丘人，他较张穆年长二十一岁，但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老年得新欢，相仗如戈槿”在交往中，张穆发现王筠的小学功底甚厚“唯君六书学，析理如析薪”，他解析《说文解字》就象剖析薪木一样，条理清晰而融会贯通。于是建议王筠把小学前辈段玉裁和桂馥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折衷处理。王筠听了他的建议“日课一纸”“说解四十卷，寻研三十春”积三十年的功力，终于写出了《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这些在文字学方面登峰造极的著作，张穆称赞他“小学贯群籍，巅峰君实臻”，并慨然为之序。王筠在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与张穆的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陈庆镛字颂南，福建晋江人，在朝任御史。一八四零年春，初访张穆于北京太原会馆，此后遂成契交。张穆在他的《送陈颂南给事还晋江》诗中写道：“晋阳陈给事，结契称最早”。可见陈庆镛是张穆在北京最早结交的朋友中的一个。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相期在儒业，余事亦文藻”，经常在一起探过学问，撰写诗文，于是“控欵久愈好，雁序遂弟昆”交情历久弥深，遂以兄弟相称。
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启用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取代力主禁烟抗英的林则徐，结果兵败失利，丧师辱国。在舆论的压迫之下，朝廷罢免了琦善，但不久又起而复用，一时朝野哗然。身为御史的陈庆镛心急如焚，欲向皇帝上表弹劾卖国贼琦善；无奈笔力不健，力不从心，于是他便请好友张石舟越俎代疱，操刀切割。一篇《劾诗善、奕经、文蔚疏》便从斋破门而出，飞向朝延。此疏一出，天下沸腾，中外响应。道光皇帝只好收回成命，陈御史也以直言敢谏而名闻天下。诗中“俄然大鹏翼，负声匝长昊，盛名共奔走，寰海溢颂涛”写的就是陈颂南名闻华夏，万人传颂的盛况。但这位陈御史却在一片颂歌中有些飘飘然“年来以招呼名士为事”“从无闭户自精读书味道之时”。张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秉笔直书，写成《致陈颂南书》诤言规劝这位当时炙手可热的朋友，警告成他如此下去，盛名难副“亦不过俗吏所为而已”。
张穆的友人们看过此信后，以为这位陈御史一会大动肝火，谁料他却“闻过则喜”与张穆相得如初，石舟先生称赞他，“给事磊落人，无但蛀虫鱼”是一位胸怀坦荡的人物。因为陈颂南上“疏”，朝延，得罪了当权者，由御史迁任工部给事，不久便被免官去职，打发回家。此时，那些往日巴结奉承陈御史的名士们早已不见了踪影。唯就张穆，摒退众友，独酌相送，挥毫写成古体五首《送陈颂南给事还晋江》诗中把他和林则徐相提并论，认为“八琅瑰杰多，林陈今称首”。在陈颂南离京之时张穆因病未能亲自去送行，一年之后又写成《忆诸君为颂南送行》。诗中写张穆在陈颂南离京之后“天南时极目，想见古处惇”眷眷之情，溢于言表。
张穆之为朋友，可谓至矣尽矣！
五
张穆是位学者，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是一般诗人很少涉足的探讨学问，研究典籍的“学人”之诗。
为了给他的舆地大作《蒙古游牧记》收集材料，张穆曾寓居北京功臣舘抄写《元朝秘史》。他的《读〈元秘书〉志箑书赠何愿船比部》四首绝句，就是评论这部皇家秘籍的诗作。第一首中的：“断砚零书购裕皇，真容不废贾平章”两句，称道这部《秘史》材料翔实，甚至连南宋卖国奸臣贾似道屈节构和的细节都有真实记载。第二首中的一联“元家疆城自古无，统志成书亦焕乎”，指出《元秘史》虽然材料丰富，但对这个横跨欧亚大帝国的疆域却缺乏详细记载，直到清代《一统志》成书之后才弥补了这个不足。
在张穆逝世前一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曾写过一首《约鲁川晚酌论文》的诗。那鲁川姓冯名志沂，鲁川是他的字，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郎中。他曾经师从张穆，二人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文字之交，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诗中说冯鲁川初学写作时“手力偶未达，敕以心力逮”心手不能相应。“久之心手融，妙与古人会”，经过长久的练习做到了心手相融，并且领会到了古代文章大家成功的奥秘“胸有百世量，开口与俗背”，大量阅读古代典籍，胸中容纳了许多好文章，一下笔写出来的东西便与众不同。“一勺大川具，片言全体在”，到了最后，一篇短文能有长江大河的蕴藏，片言只语中却能感受到整体的存在。这是张穆总结的冯鲁川学习写文章由幼稚到成熟的四部曲。它与唐代韩愈在《答李诩书》中介绍的作文经验，宋朝苏轼在《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里总结的为文之道不谋而合，至今读来还能给人以启迪。
六
张穆一生遭遇坎坷，历尽艰辛，他都能坦然面对，尤其是那穷且益坚百折不挠的精神更值得称赞。
道光十九年（1839）的六月已经两试不中的张穆在北京应顺天府乡试。他对这次考试的成功寄以很大希望：一来因为顺天乡试中式名额比省城要多，二来他也想转换考场以摆脱久困场屋的命运。结果却大出所料。张穆因为入场时触忤检吏被刑部判定：革去优供生资格，永远不准参加考试。这对于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希望继承先人家业，出仕干政，光宗耀祖，实现自我的古代士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第二年春天，他的三兄丽暹从山西平定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探望处于人生低谷中的张穆，临别之时，他写下了《送三兄还里》这首诗。诗中叙述了作者大半生的坎坷经历，不妨把它看成张穆的一篇自传。
诗的开头“回首廿年前，层折遭家厄，怙恃一朝失，营魂丧其魄”叙述了张穆少年时代家遭惨变，父母双亡的不幸。接着“怆绝庚寅夏，箎声如裂帛”。庚寅年的夏天，代行父母之责的二兄也撤手人寰，张穆觉的自己家就象一座大厦突然失去了支柱变得瑶瑶欲坠。“越岁试并州，如戏双角骼”，就在仲兄病逝后第二年，省城举行优贡生送拔考试，张穆一举中的，来到北京。“四载耗餐栈，一官沐渥泽”，朝考期满，充任正白旗汉教学，算是沾沐了皇家的恩泽。道光十七年秋，省城乡试在即，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张穆“冒雨事西驰”，从北京返回太原应试。自以为“敢哆裘马都”，才华学识要比那些衣轻裘，乘快马的纨绔子弟高出许多，结果却“枉被腐鼠吓”，在他们面前败下阵来，没有得中。回到京城，“彷徨身世计，血偾不可脉”，觉得自己的身世就象一个没有脉搏的病人一样不可捉摸。就在此时，在江南做官的祁寯藻来信邀他南游，张穆觉得“南中山水胜，可以释幽怀”于是便踏上了南下的旅程。一路行来，是年冬驻足于祁寯藻的江阴官舍，却突然得到了妻子王氏在家乡病逝的消息。“可怜骑省戚，容次泪为格”，悲痛欲绝，伤心落泪。第二年的秋天，从江南返回北京，应顺天府乡试受阻，张穆跌入了人生低谷。
这次事件，对张穆而言是一次巨大挫折，但由此也促成了他决定性的人生转折。静下心来，张穆反复思考的他久困场屋，屡试不中的原因，终于得出了“涕痕何足悌，吾罪在怀璧”的结论。“怀壁”是一个典故，它讲的是古代有一个叫卞和的人，怀瑞宝玉三次向楚王献宝，两次被刖足的故事。在张穆看来，自己就是那“怀璧”的卞和而当今皇上就是昏聩的楚王。张穆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在这个行将崩溃的封建王朝，自己的学识才华是无用武之地的，岂止怀中之璧派不上用场，还会招来刖足之祸。既然如此，还何必去伤心落泪呢？他由此而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扼杀人才的本质，并与之彻底决裂，遁入yi斋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十年耕耘，《顾亭林年谱》《闫谮丘年谱》《俄罗斯事补辑》《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等彪炳史册的煌煌巨著在他的书斋写成，使他成为十九世纪神州大地上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实现了他“欲以文章名世”的夙愿。
在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面前，张穆是条面折不挠的硬汉，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且看他的《悼妇篇》。
伤逝悼亡是古诗中常见的题材。元稹的悼亡诗，苏轼的伤逝词都是古代诗词中的名篇。但惜其篇幅太短，不能尽情抒发，读后总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而张穆的《悼妇篇》却是一首长篇五古，作者尽可能痛快淋漓的直抒胸臆。
诗歌从“总角订婚姻，十九议嫁娶”青梅竹马的少年时代写起，继而叙述妻子过门之后“惨君入门始，丁我家多故”的遭遇，然后写自己长年在外奔波，妻子独守空房“结发十六载，强半异居处”的处境。而作者“十年困秋赋”，屡试不第，无以为生的窘迫生存条件连累妻子过着“累君轑破釜，午绝炊烟互”的贫苦生活。后来妻子突然患病，家里却无亲人在旁“仓卒构大戚，病危感无父”。而她却仍然惦记着远行在外的丈夫，“伻有从西来，传君相慰语”……作者在诗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古代妇女形象。
张穆的妻子曾为他生下一对儿女，但都不幸“珠蚌随地碎”，过早的夭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张穆责备自己“无缘延血祚”。而妻子劝告他纳妾，重新生养，却遭到了张穆拒绝。他要和这位患难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荼苦觊同菇”“所以谐老欢”。结果事与愿违，张穆离家一去与妻子竞成永诀“伤哉遂死别”，怎不叫这位远在天涯的旅人伤心痛苦？
诗下有小序一行“云黑如盘，灯寒雨晦，拉杂写此，写毕不能复视也。”可以看出作者椎心摧肝般的悲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张穆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七
作为一名诗人，山川流水，田园风光，芳草鲜花，自然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北京广宁门外有一座天宁寺，魏太和年间所建。一八四五年秋天，张穆偕友人前往游览，赋成《古寺寻秋图》七律一首：“北朝遗寺存无几，元魏光林近可寻。古塔况余仁寿字，出郊何惜短长呤。寒花得酒秋增艳，老树多风叶易深。愁我不工时世态，画中输却菊盈簪”。颈联两句，写古寺秋色，不减唐人风采，要紧的是尾联两句。“我”正在为不善于迎合世态人情而犯愁。看来，这首诗是题写在张穆自己画作上的，画中主人公的头上却没有世俗之人插戴的图取吉利的菊花。一个不善于迎合时代潮流的特立独行的士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道光十八年（1838），作者应友人之邀漫游江南。是年秋，他专程到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袁牧的故居凭吊游览。并以《随园》为题写成一首七言古诗。其中“木芙蓉花红艳艳，双湖微湛秋波酽。老竹缘坡閟深邃，疏柳当窗展晴滟”描绘出了江南园林的秀美。而结尾四句“人间花月量难尽，到处云山足镌錾，出门东顾眼界彍，栖霞秋色横天堑”，却透露出了这样一种心态：随园风光虽然秀美，但它只是一隅庭院，自己所向往的是哪“到处云山”的广阔天地，只有浩浩荡荡的长江和横空出世的栖霞山才能开扩人们的眼界。
一般“文人雅士”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同，在这类诗歌中作者大多有所寄托，可以看出其不同凡响的胸怀抱负。但“有所寄托”并不能影响作为一名诗人兼画家的石舟先生描山摹水本领的发挥。“野云无意合，池水自然方”写野居的景色；“偶然香欲动，渐有蝶相亲”写梅花的幽香，仿佛是王、孟山水田园诗中的好句。而“莺梦初回绿树枝，鱼心晴展碧琉璃”却让人想起了小杜那些吟咏江南春的佳作。信手采撷，在石舟先生的诗苑里，无一不是佳花好卉。
八
古语云“诗言志，歌咏言”。在张穆的近三百篇诗作中，抒怀言志之作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些作品或感慨身世遭遇，抒写内心愤懑；或抒发豪情壮志，鞭策自己奋发努力；或向往田园生活欲以归耕终老……披露出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作者在漫游江南之际曾写成《除夕雨》二首，今录其一：“荦落江南老客星，那堪别怨依空 。春风吹鬓花如梦，江月凌寒雨易成。天上哄传司命醉，人间剩有屈原醒。年年好语浑难信，以听朝来贺岁声”。作者以主宰人间命运的天神司命来比喻昏庸无能的封建帝王，以爱国诗人屈原来比况自已，说明张穆在举世浑浊的封建末世，不俯仰于世，不随波逐流；决心与黑暗的现实抗争到底，即使“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也在所不惜。
但就是这个屈原似的人物，有时也有李白的豪放和苏轼的旷达。在《京口行》一诗中，作者面对着“芙蓉花老惊风起，长江浩渺截秋波”的狂风巨浪，毫无半点惧色，而是“去来莫惊天堑险，倚舻祖雅正高歌，”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样子。在《如皋舟中》一诗中，虽然自己“芦花争我头先白，山气湿人衣更青”，但还是要“客怀无赖浑如醉，漫罄沙头双玉瓶”。人生易老，对洒当歌，何不喝它个一醉方休！
在他逝世前一年，即道光廿八年（1848），历尽艰辛的张穆似乎万念俱灭，萌发了归耕田园的思想，写下了《复题<烟雨归耕图>》、《自题小栖云亭并序》、《百字令•追题四十一岁小照》等诗词，以诗明志。
《复题<烟雨归耕图>》共四首，皆为七言律诗。有的写他青少年时代，在家乡且耕且读的生活：“摩霄一鹗空所依，流水抱村行辙稀”，“记得当年耕且读，围洼深处荷锄归”。有的回忆兄弟们深山苦读的往事：“曾共阿兄栖翠微，老松冒石相凭依。书声夜起斋鱼静，山寺春深野雉稀”。有的写他归耕之愿不遂，便在北京雷桥一带筑舍隐居的打算：“赖有图书支日月，更无田垅可活菜。一椽曾向雷桥筑，为报先生戴笠来。”……
《自题小栖云亭并序》也是一首七律。诗前的序文说：“余家阳泉山庄为金栖云道院，元遗山所谓‘开窗纳山影，推枕得溪声’者也”。而张穆在北京卜兆隐居之地“山连辽碣，流带玉泉”，山影溪声与故乡参差相似。因此，他想在这里“雨眺晴耕，徜徉终老”。诗共八句，照录如下：“野亭筑得小栖云，种黍无钱亦可欣。蓑笠喜酬西塞愿，松梦休勒北山文。翠屏画影栏前湧，玉瀑琴声枕上闻。依旧我家好春色，觞花吟竹更谁群？”
我在《名邦硕儒——张穆》一书中讲过，石舟先生一生追慕爱国思想家顾炎武，以天下为已任，归耕田园的打算只能看作“心灵小憩”，在写下这些诗篇后不久，他便又钻进 斋去战斗拼博去了。
张穆的词作很少，止有六首，皆为《百字令》（念奴娇），其中的一首可以说是他的人生终结命运绝唱。
《百字令》， 追题四十岁小照，仍用前韵。“精神抖擞，看图中北海，仍然豪士。戢影蓬户何所乐？唯有耽书而已。四十年来，一椽无庇，沦落谁堪此。虫鱼注遍，任人笑我痴耳！回首落冒并门，微裘京国，更横帆江水。一第艰难头早白，绝倒绣文倚市。晏相楹书，衮师灯火，自有无穷事。千秋盛业，及时努力才是”。
词分两阙。上阙首句张穆以三国名士北海大守孔融自况，词中的那个“豪”字，它说明作者虽然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仍然豪气不减。在“一椽无庇”“ 戢影蓬户”的贫困生活中，以读书写作为乐事。下阙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并州读书，京华任教，江南漫游。感叹自己，虽然有锦绣文章，但那社会地位却如同倚市卖笑的青楼女子。不过张穆并不消沉，他勉励自己要把著书立说当作千秋盛业来对待，要及时努力去创造更大的辉煌。
词牌下面的小注说明，这是题写在作者四十一岁画像上的一首词作，而当时的张穆已经四十有四，距离他生命的终结只有一年的时间了。这首词没有了当年诗词中的伤感气象，说明作者已经从丧妻失子，兄弟凋零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一派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的气概。倘若上天假之以年，可以断言，石舟先生的成就决不止于《蒙古游牧记》《顾亭林年谱》等至今学界交口赞誉的著作，必定能够赶上甚至超过他所景仰仰的学术前辈顾炎武，傅山等人。
不幸的是，就在张穆精神抖擞，决心在 斋继续他的千秋盛业之时，却突然倒了下来……
九
张穆留给我们的近三百篇诗词中，绝大多数写于一八三八至一八四八这十年当中。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由封建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变化。尤其是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满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百年屈辱史。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张穆目睹了英帝国主义的横暴凶残，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正直之士的真言敢谏，人民群众的奋力抗争，并把这些一一书之于诗；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态，是不可多得的“诗史”，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他过从甚密的那些朋友，后来大多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在张穆的诗歌中，展现了十九世纪末活跃在京华舞台上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及其学术研究的经历、成果，也不妨当作清末《儒林外史》来读。
至于他的言志抒情之作，也是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之旅，从中可以窥见哪个时代才华出众而不甘心与世俯仰的士人的坎坷人生及其喜怒哀乐，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他的那些关于友情，爱情，兄弟手足之情的咏唱，在接踵而至的挫折与磨难面前不屈不挠的呐喊抗争，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的关注与同情，至今还能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张穆曾经为金代大诗人元好问校订诗文，刊行《元遗山全集》，他对这位同乡先贤十分仰慕。诗歌风格显然受了这位秉承自《诗经》以来现实产义创作传统的作家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写实”色彩。
张穆的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了也很有特点。就体裁而言，他的诗歌以五言七言古体诗为多。这种体裁在格律方面限制较少，篇幅可长可短，可以尽情挥洒；而张穆又是一个傲岸不羁的人物，他受不了近体诗的那份束缚，于是便更多选择了这种可以以自由驰骋的体裁。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近体诗方面的创作成就，其近体诗歌以五言七言律诗为多，尤其擅长七律。律诗讲究语言的典雅，学识的丰沛。张穆是个小学大家，精通文字音韵，而他所从事的舆地研究又要出坟入典熟谙百科，因此能够做到两者兼备。
在语言方面，张穆的诗歌显的“与众不同”。其一是好用古字古语，读来有些诘屈聱牙。这与他一生喜好小学有关。清末民初的文字学家章太炎，尽管他追随中山先生，思想激进,辛亥革命时期是舆论界的一面旗帜，但他的那本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以《訄书》命名，便令人有些费解。张穆的诗歌也当作如是观。
其二是喜用典故而又多十分冷僻，这就增加了一般人阅读的难度。好用典，古人讥之为“掉书袋”，揶揄之中还有些褒扬的意思。首先你的书袋中得有书可“掉”，如若囊中空空，“掉”从何来？这个习惯与石舟先生的满腹经纶有关。
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张穆的诗风显然受了的程思泽和祁寯藻为盟主的“宋诗派”的影响。这个流派主张师法韩、杜、苏、黄，写诗要有“性格”，有“学识”，“通训诂，明义理”，做到“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相合”……这些主张和要求与张穆的个人喜好和擅长不谋而合，而他和程祁二人亦师亦友，亦亲亦友的特殊关系，耳濡目染，习之以渐，从而形成了他特殊的语言风格。
但这也不能概括他的所有创作，长诗如《漫河道中》以及一些短诗，还是写的清新自然，平易近人，与白太傅“老妪能解”的诗歌仿佛相似。
文学作品要求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但纵观古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张穆而言，他的诗歌思想成就显然要高于其艺术成就。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诗坛除了“宋诗派”之外，还有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派”。他们的诗作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或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歌颂人民群众的抗敌斗争，或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和不幸……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激情，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绪，开启一代诗歌的新风。张穆的诗歌创作，在语言形式上虽然受到了“宋诗派”的影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和这些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热忱的启蒙诗人息息相通，理所当然的应当在他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
张穆是位学者，诗词对他而言，只是在构建那些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之暇的“余事”。但就是这些并不刻意而为之的寻常笔墨却为后人留下了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画卷；让今人有幸倾听这位饱经忧患的爱国知识份子的心灵咏叹。这就是石舟先生“诗三百”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槐荫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