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史观念三题

摘  要：梁启超在其学术史著中，使用了反动与先驱、复古与解放诸观念。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下，对于前面一段学术潮流的反动，却可以成为后面一段学术新潮的启迪；对于历代学术问题的复兴，同时也就是对历代学术的解放。承接其意，也可以说，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保守，亦即是重要的创新。 

一、反动与先驱

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有“明学之反动”一语。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第三节《清学的出发点》（朱维铮导读本，P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第六节《黄宗羲和王夫之》（P16）：“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第七节《两畸儒——王船山 朱舜水》（P93，东方出版社1996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

此处“反动”一语，并非“反对社会发展”的意思。此语典出《老子·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含义也颇近于老子的本义。《老子·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二十五章》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六十五章》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反”又写作“返”，解为“复（復）”，解为“旋”，含义为一种复返、往返、回返的运动。吕惠卿《道德经注》曰：“道之周行……其动常在于反。”朱谦之《老子道德经校释》：“反自是动，不动则无所谓反，故曰：‘反者道之动。’反自是逆，逆而后顺，故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此处是将“道”之运动，理解为往而复返，而非直线向前。古语有“逆天者亡，顺天者昌”，先往而后返，不是逆，恰是顺，所以这句古语可以依照老子的思想理解为：“逆而后返者昌，顺而直前者亡。”

往返，返是返回天道，往是去向哪里？此时“反”也可以理解为“反对”，意为反对时俗。唐玄宗《道德经疏》曰：“反以反俗为义……言众生矜持其生而失于道，故圣人变动设权，令物反俗顺道尔。”李荣注曰：“反者道之动……动皆反俗。俗以刚强在心，举皆失道者也。”

现实存在的并不一定就合理，有社会影响的也并不一定就代表先进，不然儒家就不会要求“去其放心”。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果可以依据影响论定，贾谊就不必有《过秦论》。

道是事物运行的道路、规律，老子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沿着道路往前走，而是往回返。庄子评价天下学术，也是最终归结为一句话：“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反动与先驱》，他说（P2）：“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

学术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有用无用之分。当其时则可，非其时则有不安、有不宜，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可以一次性地给它定型。借用王国维的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

学术的作用总是因时因地而不同，对学术的考察只可以看它在那个时间和那个地方之“安”与“不安”、“宜”与“不宜”。借用庄子的话：“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儒家论“中”，必曰“时中”，离开了时势的绝对的“中”是不存在的。

明学即王学。梁启超肯定：“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8）钱穆先生论及王阳明也说：“讲理学最忌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而作训诂条理的工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著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读者若能把《阳明全书》里详细的《年谱》和近人余重耀的《阳明先生传纂》仔细一读，庶无缺憾。”（钱穆《王守仁》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问题出在王学的末流积弊上。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流为狂禅，以及政治上的腐败，党争、宦官当政、流寇与外族入侵，直至明亡。当此之时，“反对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8）。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梁启超提出了“反动与先驱”的观念，反动者即先驱者。 

二、复古与解放

在对“前朝”学术史的回顾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念：复古与解放。

反动者同时即是先驱者。同样，复古者同时亦即解放者。“反动－先驱”观念最重要的合理之处是引进了“时势”的因素，“复古－解放”观念的重要价值则是揭示了“复古”与“解放”的辩证的真理。由阐旧学而致新知，致新知必包含着阐旧学。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第八章（最后一章）《近世之学术》（夏晓红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130－134）指出：有清一代通二百六十年间，有一不可思议之理趣。顺治康熙间，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仍主王学，故明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康熙中叶考据家言盛起，于是宋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顾炎武劝读注疏，六朝、三唐学逐渐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惠栋、戴震而后，则东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今文家庄存与、刘逢禄、魏源、邵懿辰而后，则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康有为前后诸子学兴起，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他说：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尽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要而言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

（当然，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也有所本，如晚清光绪间叶德辉就说过：“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见叶德辉《叶吏部与戴宣翘校官书》，苏舆《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第174页。）

中国学术自先秦盛兴，经汉唐历宋明，各时代均有其学术主线，前承后继持续发展，而清代却是倒过来重演了此前各期的总和！

作者：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