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论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
许苏民
在以清代明、汉民族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所倡导的豪杰精神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操。《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有一段话是专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由于对这段话的理解在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为了准确理解其真实含义，笔者不避繁冗，将这段话全文征引如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丧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大讳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近来有愈来愈多的学者通过对以上这段话的作联系上下文义的解读，认为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理解顾炎武以上论述的关键，首先是如何理解他所阐述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从表面上看，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两回事，“保国”与“保天下”也是两回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以上引文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一句话，即：“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句话在顾炎武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论述中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它深刻阐明了“保天下”与“保国”的关系：“保国”决非与匹夫无关，而匹夫只有意识到“保天下”的重要性，才能更为自觉地投身“保国”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去。谋划如何“保国”固然主要是“肉食者”的责任，但知道了“保天下”的重要性，然后自觉投身“保国”的民族保卫战争，则是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忽略了顾炎武所说的“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句话，就会得出如时下某些学者所说的“顾炎武认为保国与普通民众无关”的错误结论。理解顾炎武以上论述的又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他所说的“亡天下”与“保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句话是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的。所谓“亡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满清军事贵族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满清军事贵族对汉民族的征服，是通过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来实现的。“扬州十日”，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多达80万人，接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三倍；“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广州、南昌、大同等地的屠城，被屠杀的汉族人民少说也有几百万，更不用说满清军队从东北南下途中的疯狂杀戮了。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的全国人口尚且有5160万余人，到清军入关后的顺治九年（1652年），全国的人口仅剩1448万余人。明末农民战争仅波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如果不是满清军队空前残忍的屠杀，人口减少的数目又怎么可能如此巨大？顾炎武亲眼目睹了清军对江南人民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清军大肆掳掠江南妇女、用几百艘大船运往北方的场景……，这一切的一切，不是“率兽食人”又是什么？康熙皇帝镇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当时的顾炎武虽身在北方，但却时刻关注着南方的局势，而身在江南的读书人张远则记下了1647年（清康熙十三年，甲寅）他所亲眼目睹的悲惨场面：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张远：《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
康熙皇帝的这一次血腥征服，湖南、湖北、四川、两广、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汉族男子被大批屠杀，南方的美女又再次被大量掳掠去北方，还有大批的妇女被清军当作猪和羊一样地贩卖。作者张远亲眼目睹清军将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妇女成群结队地押解到扬州和南京，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南方各省的妇女当作“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这种情景，不正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吗？在这一层意义上，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正是指汉族人民被征服、遭杀戮、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正是顾炎武为了破除国家兴亡与己无关的麻木不仁的观念，唤起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而揭示的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
二是指大批汉族士大夫丧尽天良，投靠满清，充当汉奸，帮助满清军队屠杀汉族人民。满清的八旗军队，不过区区十万人，且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如何能够征服汉民族？这就全靠充当汉奸的明朝士大夫为之出谋划策，充当汉奸的乡土流氓、棍痞、恶僧、妖道之流为之带路，投降满清的汉族军队协助八旗军队到处攻城掠地。指挥征服战争的虽然是满清的军事统帅，作战的中坚力量也是满清的八旗兵丁，但无论哪一次大屠杀都少不了汉奸军队的参与。汉奸的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帮助满清八旗兵丁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掳掠大批的同胞姐妹送去给满清贵族、八旗兵丁淫虐，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空前绝后。这些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入于禽兽者”、“率兽食人”者。世道人心坏到了如此的程度，岂非“亡天下”？在这一层意义上，顾炎武痛斥“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忘其父而事其非君”、认贼作父、认贼为君者，“犯天下之大讳而不顾”者，正是指很多人丧失民族气节、堕落成为汉奸的情形而言。而汉民族中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汉奸，正是顾炎武所说的“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的结果。顾炎武在以上论述中指山涛为“邪说之魁”，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山涛的邪说可以导致人丧失民族气节。山涛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投靠司马昭当了官，嵇康因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后来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山涛却举荐嵇绍（嵇康之子）入仕晋朝，并劝他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这句话在当时和后世被传诵为名言，但在顾炎武看来，这正是教人“无父无君”的邪说，这种邪说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不少汉族士大夫投降了刘聪、石勒等异族统治者，更导致了许多汉族士大夫对于满清统治者的屈膝臣服，因而对这种邪说深恶痛绝。由此可见，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又是指丧失民族气节而言。正是由于“亡天下”，所以才导致了“亡国”。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顾炎武所说的“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的道理。
正确理解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如何理解顾炎武把爱国与忠君联系起来的问题。从顾炎武所说的“国”与“天下”的关系来看，“国”与“天下”是互相依存的。在“亡天下”是指丧失民族气节和爱国心的意义上，“亡国”是由“亡天下”所导致的；在“亡天下”是指国破家亡之后出现的“率兽食人”悲惨局面、汉族人民沦为异族的奴隶的意义上，“保国”又是“保天下”的前提，“国”尚不存，“天下”又将安在哉？这正是一个已经为以清代明的民族征服战争所证明了的事实。顾炎武之所以要把爱国与忠君联系起来，是因为明王朝毕竟是当时中国惟一具有传统的和历史的合法性的中央政府，而满清政府不过是一个从分裂国土另立朝廷开始、进而蚕食自大、不断以烧杀抢掠破坏汉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后来又趁火打劫抢天下的边疆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府，就连李自成农民军的残部也不肯承认其合法性，转而与明朝军队联合抗清，并接受南明朝廷的统一指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忠于本民族的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忠君，这无疑是爱国的表现，具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合理性，所以顾炎武不能不把忠于国家民族与忠君联系起来。我们不能因为顾炎武把爱国与忠君相联系，就说他所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因为这不合乎历史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汉民族的败类才“无父无君”，投靠满清，为虎作伥。明朝虽然灭亡了，但顾炎武坚信，只要“天下”不亡，即爱国之心不亡，民族气节不亡，民族的复兴就有希望。顾炎武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寄希望于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许苏民，男，1952年11月生于江苏如皋人。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