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强调厚生为本

许苏民

    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其两重性，对此，顾炎武有很深刻的认识。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把明朝嘉靖前后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详细记叙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从明代开国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尚且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纱幕之中，“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而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则出现了“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的情形；到了嘉靖末、隆庆间，已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的状况；到了万历年间，“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这一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呈现出来，乃至出现了“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正是一幅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天下郡国利病书》）

    最令顾炎武感到不平的是社会底层的手工业工人的遭遇。他在详细记录了四川井盐的制取工艺后，感叹地写道：“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节目如此，亦云劳矣！乃劳归灶丁，利归商贩，富灶任逸，佣灶任力，终岁穷日，疲竭若何，而征输又告急矣！ 至有坍塌而干赔国课者，有逋负而逃徙流离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种情形，将何去何从？除了向富人们的道德良知呼唤、向官员们呼唤“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以外，还有没有办法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顾炎武的回答是：“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他又说，要改变“世变日新，人情弥险”的状况，使民风重返淳厚，“必以厚生为本”。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使得人们不需要“机智”和“奸伪”就可以满足其对于“厚生”的要求以后，才有可能使人性在更高的基础上重返原始的淳朴。

    基于以上对道德与经济之关系的认识，顾炎武反对以“道德”的名义阻碍和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确认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例如，杭州素以旅游业发达著称，市民们多赖此为生，可是官府却经常以“整顿风俗”为名，对市民们的商业活动予以取缔。对此，顾炎武在《肇域志》中引用了王士性《广志绎》卷四的有关论述，指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在顾炎武看来，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杭州市民来说，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就是他们的“本业”。可是官府却以整顿风俗为名来破坏市民的生计，使市民们因此而失其“本业”，从而也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合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明达之论。

作者：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