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论保护私有财产

许苏民

顾炎武理想中的土地制度是北魏的均田制，即按劳动力的多寡来平均分配土地、确保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日知录》卷十《后魏田制》条云：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北魏实行按劳动力的多寡来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确保耕者有其田，直到唐朝开国后仍然沿袭着这一制度，但由于后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终于导致了均田制的瓦解。他认为均田制可为“百世之规”，以帝王的政治权威，在天下大乱之后，原有土地的主人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过也只有真正“留心民事”的帝王才能做到这一点。宋朝学者林勋作《本政》一书，著名的司功派学者陈亮认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顾炎武对此特别赞赏，称之为“知言之士”。

但顾炎武直接面对的是土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新形势，因而他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的土地国有制。《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说：“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奈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对于宋理宗景定年间实行的名为出钱购买、实为强行夺取的剥夺民田而归官方所有的政策，顾炎武作了愤怒的批评，认为这是导致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也，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由于宋理宗实行此项政策，导致东南六郡民众骚动不安，不久南宋就被蒙古人灭亡了。对于明朝后期实行的承认民间对抛荒官田的实际占有、并依民田例起科的政策，顾炎武持肯定的态度，指出：“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他主张：“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其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他认为，只有改革官田重赋的弊政，让人民真正取得对土地的所以权，才能“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土地既已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所以顾炎武并不反对土地的自由买卖，他主张“贫民……与富室共其利”的生产关系。他说：盖贫民种田，牛力粪草不时，有塘池不能浚而深，堤坝不能筑而固，一遇水旱则付之天而已矣！今富室于此等则力能豫为，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况富室不能自种，必业于贫民，贫民虽弃产，而实与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则人分五斗，收十石则人分五石。又牛力种子出于富室，而钱粮又办于富室，时有水旱，则富室又假贷而济之。贫民惟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乃贫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无也。（《天下郡国利病书》）

在这种贫民与富民“共其利”的生产关系中，富者虽掌握着生产资料，但收成则由双方平均分配，国家的税收亦由富室承担，富者且须承担在水旱之年接济贫民的责任。所以顾炎武说这是一种“可有而不可无”的生产关系。

他认为，不仅当代之君不得侵犯和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即使是被前代之君所剥夺的私有财产，也得无条件地归还给人民：“《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他认为所谓“以天下为心”，既不应是一句空洞无实的漂亮话，也不应当是把天下据为己有的代名词，而应落实到保障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上。

作者：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