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雅集图》与“顾祠修禊”
内容提要：本文对清晚期画家秦炳文所绘《顾祠雅集图》及各贤士跋文进行了考证，并从道咸年间京师宣南的文人活动为源头，对延续近三十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及其文化背景进行了介绍，对此项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张穆进行了评介。
关键词：顾祠雅集图 顾祠修禊 秦炳文 王堃 张穆
一、 《顾祠雅集图》略考
《顾祠雅集图》手卷长900㎝、宽30㎝，分引首、绘画、题跋三部分。绘画部分为设色纸本，尺寸：30㎝×102㎝，秦炳文所绘。款识：同治戊辰莫春，梁溪秦炳文补图；钤印：古华山樵（白文）。俯视构图、绘画精细、意境深远、用笔清儁、落墨恬静、赋色幽雅，画面呈静穆之气，尽显秦氏对顾亭林的崇敬之情。
王堃引首跋文：顾祠雅集图，戊辰小阳月王堃题额，钤印：王堃之印（朱文）、小铁（白文），辋川之后（朱文）。
李佐贤题签：顾祠雅集图，利津李佐贤署签。
是卷有二十多位名士的题跋：武林王堃（字小铁）、洪洞王轩（字顾斋）、顺德罗惇衍（号椒生）、长沙周寿昌（字英农）、利津李佐贤（字竹明）、寿阳祁世长（字子禾）、和州鲍源深（字花潭）、洪洞董文灿（字芸龛）、洪洞董麟（字云舫）、上元许宗衡（字海秋）、江宁端木埰（字子畴）、项城袁保龄（字子久）、侯官杨浚（字健公）、仪徵张丙炎（字午桥）、泉州黄贻楫（字济川）等。
据《顾祠题名录》载，有关“顾祠修禊”的绘事主要有三次：一次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吴儁绘《顾祠秋禊图》，另一次是咸丰六年（ 1856 ）司马钟绘《顾祠春禊图》，再者就是此绘本。
《顾祠题名录》所编制的《“顾祠修禊”历次与祭人数统计表》载明“同治七年 （1868）秦炳文、王堃各绘《顾祠雅集图》，孙衣言有长记”。由此卷看，可能原记载有误，应为秦炳文绘《顾祠雅集图》，王堃题引首并跋文，另是卷并无孙衣言长记，是否王堃另有《顾祠雅集图》绘本、孙衣言另有长篇题记待考。
秦炳文：（1803-1873），江苏无锡人。初名燡，字砚云，号谊亭，亦作宜亭，宜庭，别署宜老，又号艺翁、小痴、小痴道人、古华山樵，人号锡山秦叟（见《越缦堂日记》），室名碧云桐馆（见《碧云桐馆诗存》）、十水五石之斋。道光二十年举人。官吴江教谕、户部主事。工画山水，精鉴赏。
王堃：（？-1868在世）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一作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又作江苏江阴人。字厚山，号小铁，又号简卿，室名自怡轩（见《自怡轩诗存》）、宛委山房（见《宛委山房诗词剩稿》，由其孙家枚辑入《重思斋丛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王文治曾孙，一说是文治孙。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历官中书、云南澄江知府。擅书法。
李佐贤：（1807-1876）山东利津人。字仲敏，号竹朋，别号贻隽、石泉，室名石泉书屋（见《石泉书屋金石题跋·藏器目·印存·类稿》等）、得壶山房（见《得壶山房印寄》）、吾庐（见《吾庐笔谈》）、人海藏庐、坦室、明斋。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曾任江西考官。嗜古精鉴，亦能画竹。著见例外，又有《古泉汇》、《续泉说》、《书画鉴影》、《石泉书屋诗钞》，又辑有《武定诗钞》，合称《石泉书屋全集》。
二、 “顾祠修禊”及其文化背景：
修建祠堂，在中国是一种沿袭极久的习俗礼制。“朝廷建祠，则必取古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而祀之，所以奖忠臣示臣下也。都邑立祠，则不问其爵位之崇卑，勋劳之广狭，第以其有德于一方而祀之，所以报恩德志思慕也”。 明清时期，我国有过一些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祭祀活动，发生在清道光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即是其中之一，即当时京师士大夫在宣南倡建顾炎武祠，每逢春秋佳日和顾氏生日都在祠中举行祀事，这一活动前后延续了三十年。
顾炎武是五百年来颇具影响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的学术造诣和成就受到了后学的推崇。 但是在乾嘉考据学兴盛的时代，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音韵训诂方面，真正能体现其治学大旨和精髓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却未得到格外推重。
嘉庆年间，阮元任国史馆总辑，创设《儒林传》，将顾炎武列为清学第一人，这是学术界对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此后，不断有学者私淑亭林经世之学，并对乾嘉考据学者忽略《日知录》经世之旨表示异议，以张穆与何绍基为代表的当时京师一批有为之士认为：“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该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他们渴求修建顾炎武祠和举行祭祀活动，以表达对顾炎武的思慕追摹，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旨归。道光二十三年，在张穆与何绍基积极倡导和捐资下，修建顾祠开始得以落实。
修建顾祠的地点，选在京师慈仁寺中西北隅。原因是康熙七年（1668）春，顾炎武到北京时，曾住在慈仁寺。另一个原因则与宣南这一特殊人文空间的形成有关。“宣南”即宣武门以南，属明清北京城的外城。明代后期北京内城“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 ，而“入都之税驾，与出都之饯别，莫便于宣武门外”。因其地利之便，加之颇具湖山之胜，林泉之美，明代就有一些官宦人家在此安家建宅。清顺治五年（1648），清廷颁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人一律迁居外城。宣武门外当时尚有很多隙地可增建住宅，加上周围多有古刹名寺可供外地士子驻足，所以，当汉族官吏择居或建宅，外地进京士子尤其是南方人进京选择落脚点时，宣南很自然是大家的首选。久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和士子为主要居民的相对集中的社会区域和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慈仁寺位于广安门内大街，是千年古刹，始建于辽代。明代成化二年（1466）在原寺旧址上重建，名为“大慈仁寺”。清乾隆九年重修，改名为“大报国慈仁寺”，俗称报国寺。这里因地处宣南，是清代士大夫文人踪迹常至之处，其内有大毗卢阁，又有著名的双松，是许多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王士祯、宋荦、孔尚任、姜宸英、翁方纲等都有咏慈仁寺的诗作。不过，顾炎武之所以寓居于此，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这里有京师最大的书市。当年顾炎武至京时，正值慈仁寺书市鼎盛时候。时顾炎武为撰写《日知录》，正遍访群书，寓居慈仁寺，对于不愿意以遗民身份住进身为清朝显宦的外甥徐乾学宅邸的顾炎武来说，应该是最佳选择。
总之，慈仁寺以其具有士大夫流连题咏的传统和有亭林遗踪所在，而成为修建顾祠之地的理想选择。随后的修禊活动，能延续达三十年之久，也与顾炎武祠所处的宣南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道光二十三年（1833）十月， 顾祠修建完工，次年二月二十四日首次公祭开始，至同治十二年，三十年中，每年的春季（上巳日前后）、秋季（重九前后）和顾炎武生日（五月廿八日）都有祭祀活动， 共举祀事85次（其间包括三次特祭）。与祭者逐年增加，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止，前后参与过祀事的京师士大夫共有286人（其中包括三名朝鲜使臣） 。人称“自道光甲辰以来，京朝仕宦之号称名士者，几无一不与此祭” 。
顾祠的兴建和“顾祠修禊”活动的兴起，鲜明地体现出当时学者名士身上讲求实学，砥砺志行的新学风和新士风，另一方面又为当时京师这些 “朝士之秀”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场所，聚合了一个志同道合、往来密切的同人圈子。这个怀有共同的经世抱负和相近的学术旨趣的同人圈子的存在，以其规模和影响，不仅带动了一时风气的转变，而且保证了新学风的延续，并且不因一二人的存殁和离去而归于消歇和断绝，“顾祠修禊“活动一直延续长达三十年之久。何绍基作于咸丰二年（1852）的一首诗中，对“顾祠修禊”的影响和作用有清楚的表述：“亭林祠构今十年，海宇才杰争随肩。文词固勉根柢厚，风骨多有冰雪坚” 。本《顾祠雅集图》手卷即秦炳文绘于“顾祠修禊”活动后期的同治七年（ 1868年），从本卷中王堃、王轩、祁世长等各名士跋文一直延续到宣统年间足以说明，“顾祠修禊“活动的影响是更久远的，远不止三十年，据考，在民国年间有人曾呼吁修缮顾祠，恢复“顾祠修禊”，因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未能如愿。
三、张穆与“顾祠修禊”
讲到“顾祠修禊”，不能不提张穆。
张穆（1805－1849），字诵风，一字石州。山西平定人。与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是姻亲。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张穆以优行贡成钧。次年正月入都应朝考，得识同年生何绍基和苗夔 。三人的友谊始于此时，终生不渝。
道光十二年（1832）冬天在京师，张穆结识了俞正燮 。当时俞正燮馆于新城陈用光侍郎家，为其校《方舆纪要》。张穆“一再过之，颇多请益”。俞正燮很欣赏张穆“慧而能虚，虚而能入”，“因与订交”。俞正燮比张穆年长三十岁，所以张穆“礼事之，尊为先生，不敢与齿也”。
道光十三年（1833），张穆获交时官户部侍郎的程恩泽，并以“得汉学渊源”受其推许，而其为文更使程恩泽惊为“东京崔蔡之匹也”。 本来程、张两家已有三代之谊，故“情好之洽，久愈挚。不三五日必招过饮，投巾振袂，谈议交错。寒士之被礼者殆无与比” 。这一年张穆在京与许瀚 共同排次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十五卷付梓。
沈垚于道光十五年入都，馆于徐松家。从徐松处得闻“其地学之精”。第二年，在何绍基处结识张穆，并以自己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见示，“由是往来遂密”。 沈垚在写给王梓材的信里说：“垚于知名之士不敢妄与投契，而必求有真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洲一人，以此故耳” 。后来沈垚留京为桐城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张穆“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羊炊饼，招余（张穆）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
道咸年间京师学者对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最初即发轫于亲历过边陲的祁韵士、徐松，并在徐松、张穆、沈垚以及其后的何秋涛为核心的这个圈子中发展成型。当时治此学的还有理藩院程同文和龚自珍等人，程恩泽、俞正燮也有关于西北史地的考证著作。徐继畬、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于东南及海外舆地的关注，也是这一学术思路的延续。
道光十九年（1839），张穆由淮安入都，应顺天乡试，因忤监者，“竟坐摒斥，不复得应试”。遭此科场之厄，张穆遂绝意仕进，“侨居宣武城南，闭户著书，益肆力于古”。
道光二十年（1840）夏，俞正燮卒于金陵，冬沈垚卒于京师会馆。俞正燮、沈垚身后著作，皆赖张穆为整理校订以行世。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京师这批讲求经世之学的士大夫学者对时局的忧患感更加深了一层。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穆与何绍基一道在京师倡议为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大儒顾炎武立祠。在集资修建顾祠的同时，还着手编纂《顾亭林先生年谱》。顾谱修成后，又以“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邱之精，皆无与伦比”，编纂了《阎潜邱先生年谱》。道光二十四年（1844），顾祠落成。初次公祭，与祭者14人 ，张穆撰公祭文。
张穆学识渊博，品高笃直，倡导经世报国，尤精于边疆史地之学。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并举其时以边疆史地之学名家，为“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惇（垚）、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顾祠修禊”的核心参与者中，张穆、何绍基、苗夔三人是辛卯同年优贡生。以次年（1832）至都应朝考，得以订交。苗夔说“同年咸集，独与何子贞、张石洲以说经讲小学最相得。嗣后或聚或散，然聚之时较多。” 何绍基对此的解释是：“此三人者志相合，学相砥，闲冷野逸，性相似也。” 三人中只有何绍基成进士，为翰林，张、苗二人则困踬科场。但三人“或居或游，踪迹恒聚于京师，素心樽酒，稽经诹史，过从罔间”，前后长达十八、九年。说到三人的性情，何绍基称：“余交游最广；石州狷，次之；先麓狷甚，又次之”。对于顾炎武之学，苗夔有言：“余之学私淑亭林，子贞、石州则读亭林之书而仰止行止者也。”
在清王朝腐败没落时期，张穆一腔热血，忧国忧民，恨朝廷的腐败无能，且家业也随之而衰败。他在致叔父张星阶信中，哀家事的惨变，叹学业之无成，感后继之无人，书香之中断，内心感到十分痛楚。这一切使张穆郁积成疾，加之刻苦著书，老病损身，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11月9日病逝于北京寓所，时年近45岁。次年春归葬于平定州西之昌谷。
张穆死后，户部尚书祁寯藻题墓文曰：“呜呼石州，学博志大气高，而昌谷不寿；孝于亲友于兄弟而童鸟不秀；著书满家，发言惊座，下士逡巡笑之，而鸿儒伟彦褰裳争就，惜乎湛思远识，世莫能祥究也。
为了纪念张穆，《顾祠题名录》所编制的《“顾祠修禊”历次与祭人数统计表》载，道光三十年 （1850）十月十日特设一祭，以张穆配祀顾祠。
作者：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