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受顾炎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极大

（原题）不曾远离的北平

——父亲侯仁之的留英生活片断

投师要投名师

　　1940年5月，父亲侯仁之在他的硕士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民国二十三年秋，余以选择大学本科论文题目，就教于洪煨莲师。质以兴趣之所在，冒然以地理对。”这是在1934年秋，他还是一名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当洪业师（洪业号煨莲，取Wil-liam的谐音）问及学术爱好时的作答。虽冒然，却也有由来。在刚刚结束的暑假中，为了考察了一处古代湖泊的故址、一个古战场和一座被泥沙淤垫了的城市，父亲在六天内完成了一次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只身跋涉，行程三百公里。就在此前不久，洪师编辑的《勺园图录考》出版，他又在“大学讲演”的讲坛上以《和珅与淑春园——燕大校园历史的一段插曲》（He ShenandShu-Chún-Yuanan：anEpisodeinthePastoftheYenchingCampus）为题做了一次演讲。洪师对包括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故址在内的燕园历史的研究，把父亲引入到对所处生活环境的探索中,实地考察的范围从燕园到西郊园林，再逐步扩展到北京地区。随着对地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1934年秋父亲在《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七期发表的《读“房龙世界地理”》一文中，初次提出了将历史学与地理学结合起来的想法。

　　1936年秋天父亲随顾颉刚师进行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远至张家口。在长城刻有“大好河山”四个大字的大境门内，有明朝遗存的圆形城圈一处。在查阅志书后得悉为明代沿边马匹交易市场之一,这引发了他对马市市场地理分布的探讨，写成了《眀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一文。也是在这一年，父亲有幸读到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BabcockCressey）的新作《中国地理基础》（China’sGeographicFounda⁃tions）。这本书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也成为他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父亲得知洪师的弟弟洪绂从法国留学回来在清华大学教地理时，曾想转学到清华。洪师说：“你不必去清华，让他来给你讲课。”观察到父亲的学术志趣转向，爱才惜才的洪师鼓励他去追寻内心的兴趣，又深知他有必要接受地理学领域的系统训练。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燕京大学设有一份奖学金，每隔三年燕大可选派一人前去读博士学位。当时正在念研究生的一位物理系助教将于1939年夏期满回国，洪师便推荐父亲前去利物浦大学接续。

　　五十年后父亲回忆了这样的一幕：

　　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按习惯我去看煨莲师总是在傍晚或晚间，现在竟然约我在早上去，必有急事。这次煨莲师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他极少让人进入的他的书房中等待我。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这位名师是罗士培（PercyMaudeRoxby，1880—1947）。洪师对罗士培教授的成就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并说学校已经决定，明年（1939）秋学期送你到那里进修。正是洪师如雷贯耳的两句话，决定了父亲的负笈英伦。然而师从罗士培教授的计划由于1939年欧战爆发搁浅，更因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推迟了整整七年。在这期间，父亲在洪师的指导下写作硕士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洪师的这个命题实际上已经把他引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1940年获得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后，父亲留校在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和其他地理课程。1941年12月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父亲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以罪名“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日本军事法庭会审后判刑。出狱后重整旧业力战逆境：“以示我本业之不可废，我志气之不可夺也”。1944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期间，父亲为毕业班学生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饮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韧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这是父亲对青年学子的期望，也是他对坚守“士节”的表达。在流寓津门的三年中，他拾起因入狱而中断的《北平金水河考》的写作。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这篇研究北平历史地理的专题论文刊登在《燕京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

    远渡重洋，冀求深造

　　1946年8月，父亲按照七年前的计划远行。当时只能经海路前去，从北平飞到上海后乘坐利物浦兰烟囱公司的货船。父亲获得的优厚奖学金也是这家大轮船公司捐给利物浦大学再转燕京大学的。启航后经香港停靠新加坡，因码头工人罢工，停留了一个月。父亲在博文中学读书时结识的高中同学沈元骥（祖荫/茵）恰好在新加坡。沈也认识父亲的弟弟侯硕之，曾和金克木一起寻找过硕之下落。老友重逢，父亲将携带的《北平金水河考》单印本赠他，并写下《赠〈北平金水河考〉附记》：

　　沦陷期间，流落津门，方脱离日寇监禁，偏遭硕之惨遭非命。噩耗传来，病不能活。终日踉踯街头，茫然无复生意。终以天道启示，奋然而起，以为欲使亡弟精神不死，我当努力自生。卒乃挽极悲极痛极灰之心，重整旧业。每遇不眠，辄以金水河问题，绞我脑汁，偶有解悟，必跃然而起，急笔书之，虽冬夜奇寒不顾也。如是者匝月，终成此稿。寄呈业师指教。复函谓：“金水河考已匆匆读过一遍，得见创获累累，胸中为之一快。一年有半以来，此为第一次见猎心喜也。”自是衷心大为鼓舞，力战逆境，欣然向学。并矢志以北平地理之研究，为今后半生之事业。金水河考又不过一发端耳，以与计划中之工作相较，此不过一砖一石之于庄严华丽之殿堂耳，故我尝以金水河考一类工作，为“烧砖凿石的工作”，砖石既具，而后可兴工于我理想中之殿堂矣。今遇星岛，幸携此册以赠茵。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

　　赴英过星岛时记

　　兰烟囱公司的货船抵达利物浦已是10月。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利物浦的市区和大学校园里，四处可见德军轰炸遗留的废墟。利物浦大学校园中心是著名的红砖建筑维多利亚大厦，学生宿舍也很考究。父亲因为有奖学金，可以免费住在研究生宿舍，一人一个房间。利大沿袭传统管理严格，膳宿管理由舍监负责,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在餐厅的前厅里可以看报弹琴，但是师生就餐一定要换上黑袍式样的制服，才可进餐厅。

　　至于当年生活情况如何，我是后来陆续听父亲说的：大学餐厅有传统，纪律严格，师生分开就座。学生们排队进入餐厅坐好后，舍监才领着穿黑袍的教授们进入餐厅，在前面高台“HighTable”就餐。全体起立祈祷后开始用餐。校方了解到父亲已有数年教学资历，很客气地安排他在HighTable，可是他自认在这里的身份是学生（虽然是个特殊的学生），坐在高处很是不自在，便要求下去，终于获准。虽然就餐仪式很讲究，但是由于战后物资及食品乏匮，连普通的鸡蛋都成了稀缺佳肴，每个月只能吃到一个。煮好的鸡蛋要竖直放在一个矮脚的小酒杯状的器皿中，再用勺子的背面把鸡蛋顶部的蛋壳轻轻敲开剥皮。仔细看看蛋壳上面盖的橡皮图章，竟是澳大利亚出产的！

　　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始建于1917年，在英国是首创，称为“地理学院”，创办人罗士培在西方地理学界很有影响，而且多次来到中国，实地采访、举办讲座及广播、参加研讨会，还亲自撰文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帮助中国同行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当时他是英中文化委员会驻中国的主要代表，撰写的《各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一文还被译成中文。罗士培在地理学院特设“中国地理研究室”，顾颉刚师手写的《尚书·禹贡》全文挂在研究室墙上的大玻璃镜中。这是当年“中国地理研究室”成立时，罗士培教授的高足张印堂与林超共同赠送的纪念。所以有人说，罗士培教授毕生所从事的事业，一个是地理学，另一个就是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然而，1947年罗士培在利物浦大学工作了四十年、创办地理学院三十年后退休了。父亲前往利物浦的时候，他刚好到中国来了，让父亲错失拜谒的机会。

　　1947年2月17日，罗士培不幸在上海病逝。听到消息，父亲非常难过，立刻写了《悼罗士培教授——寄自罗教授手创之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以寄哀思：

　　他不但是一位地理学者，他更是一位地理教育的大师。一位大师所能赋予人的，不只是他的学问，更重要的乃是他人格的感化。乃是他的“理想与人性”的陶冶（达比教授评语）。世之为人师者，果能予人以如此的影响，果能在人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遺教在人，虽死犹生！他现世生命的火焰停熄了，但是他的“理想与人性”，却要永远活在后継者的心上！

　　罗士培教授是真正由研究而了解，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援助中国的一位患难中伟大的良友！

　　对罗士培教授，我是一个万里投师而未得亲炙教益的小学生；但是在我来到此处之后，我好像无处不听见他的声音，无处不看见他的容颜，这是他工作了四十年的地方，在这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里，好像都在反映着这一代大师的和煦慈爱深厚博大的音容。

　　在罗士培教授逝世后的第二天，1947年2月18日，父亲在“大寒中”写就的这篇悼文发表在3月18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33期。在这同一版上刊登的另一篇是父亲翻译罗士培教授的继任、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主任达比（Henry Clif⁃fordDarby)教授在1946年2月的就职演说《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TheTheoryandPracticeofGe⁃ography）。达比出身剑桥，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也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建设者。父亲七年前如若按原计划前来投名师，很可能跟随罗士培教授而成为地理学科的专业人才，而突然的变故使得父亲就教于他的继任者达比门下，在现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发展形成的时期，直接踏入这个新兴的领域。

    攻业勤勉 瘁力新知

　　父亲入学，由学校教务长亲自考核英文，口试一次便通过了，然后到地理学院面见导师达比教授。地理学院只设一个教授编制，达比虽然年轻，却是学院唯一的教授。在交谈了学业计划后，达比教授指示父亲只选他本人讲授的“英国历史地理”和“制图实习”两门课，其余时间都用在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父亲对达比教授的印象是：和蔼，话不多，很有绅士风度。

　　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父亲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对英国学生说：你们在此一世，我在此只有三年，你们可以大玩大乐，我得好好利用我的光阴！”

　　那是一个“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通信是父母亲相互联络的唯一办法。从仅存的信封上邮戳看，在路上至少要两三周的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计算着下一次信什么时候能到。有一封信的落款为1947年3月10日，是父亲到英国半年后写给母亲的，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没有空行也几乎没有空白。信中这样描述他的紧张生活：

　　……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fresh-e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作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作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作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靠第一个“我”，我学科学的基本训练；靠第二个“我”，我作高深的学术研究；靠第三个“我”，我替孩子们挣饭吃。这样一来，其余的大小事物，都得插功夫去作了。忙虽然忙，到底生活有规律，累了我也知道散散步，躺在大沙发上合合眼。前几天有好月亮，晚饭后我就熄了灯，打开窗帘，坐在椅子上看月亮。午饭我自己在电炉上烤面包，抹黄油果酱，喝热茶。四点钟，再吃一次“Tea”，满好。

　　我上周又寄你第二卷画报（PicturePost）和馥儿的三册画书。

　　我所接到你最近的信是二月八日发出的那一封。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们这一个月来好吗？过来这一星期没有得你的信，希望两三天内可以收到。一等接到你的信，我再给你写信。

　　临三月十日

　　这是父亲留英第一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转换：作为一年级的fresher，补充地理学的大量知识，接受基本训练。从父亲带回国的资料里，我翻到两个大本，深蓝的封面上印有校名、系名、课程名称。那是他从1946年秋学期开始进修的“Cartography”（地图制作）的作业本。这门课连续三个学期，我看到它的目录从初浅的“比例”（Scale）、“地图的放大与缩小”（ReductionEnlargementofMaps）一直到“分布图”（DistributionMaps）和“统计图表”（StatisticalDia⁃grams）的绘制。35岁的父亲和年轻的本科生一起上课，接受严格训练。每次绘图作业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手书隽秀，着色精美。1947年1月28日父亲给燕大学友张芝联（后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信中写道：

　　到此以后最大的收获，即在完全恢复了作学生的心理状态，上课听讲，读书做练习，涂颜色画，从起头再谈三角几何，兢兢业业，认真不懈！我忘记了我一切教书的经验，好像从来没有登过讲台一样。

　　野外考察是达比教授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他亲自带领学生实习，对考察报告审查得仔细严格，一旦看到问题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1947年3月师生前往英格兰西北部卡莱尔地区考察时，达比教授为父亲与同学合拍的照片以及“英国和威尔士地形测量”（OrdnanceSur⁃veyofEngland&Walse）等多幅实习用图还一直保存着，父亲标注：“1947年3月24日至31日利大地理学院春假实习”。

　　作为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父亲按照达比教授的要求，接受历史地理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当年入读燕大历史系，师从洪业、顾颉刚、邓之诚三位名师，他有幸亲炙教益，受到从史学基础训练到专业研究方法与能力的全面培养，掌握的功力应用在日后有关北平的研究中，数年来积累颇丰。赴英时携带有限，只能从中一选再选，有些书籍的重要章节靠手抄摘录，有些书甚至不得不拆开，只带一部分。《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说》一书便是把日文部分自原书裁下，带去中文部分及附图、相片。对于一向爱护书籍的父亲，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离开北平时虽然再三精简，可是赴英途中一旦见到有用的书，比如过新加坡时见到童书业著《中国疆域沿革略》，还是按捺不住纳入了行囊。

　　当父亲坐在利物浦大学图书馆里，得益于丰厚的图书资源，犹如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徜徉，如饥似渴、瘁力新知。在那个年代，收集资料靠手抄。父亲带回国的数册活页夹里全部是抄录的文章、自制的卡片和手绘图纸。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闻名遐迩，父亲积极参与了校内外学术活动活动，还利用有限的假期，独自到爱丁堡等地进行考察，特别是前往格拉斯哥——英国探险家、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的故乡，因为在少年时阅读利文斯敦到非洲去给黑人看病和探险的书籍，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除了旅行，逛书店浏览图书一直是父亲的爱好。节衣缩食以购书籍更是父亲紧张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往往有感而作题记。1947年春购得一部《中国地图集》（AtlasofChina），因封面带有战火焚烧后的痕迹。父亲在扉页记之为“火余残本”，阅读后又标注22—23页两汉郡图中作者的错误之处。1947年9月4日，父亲在博浪嵝小山书店（BrownlowHill，即利物浦大学本部所在之地）购得一本《地形学》（Geomorphology），满心喜悦地急急写下几句话：

　　心爱此书非一日矣书店窗中屡屡窃窥之书店架上屡屡摩挲之今且我属而寝馈其中矣

　　父亲学生生活分身出来的第三个“我”，是作为《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用星期六、日来阅读和写作，报道英国社会的现象和动态。在去英国的途中他就开始为《益世报·史地周刊》写稿，从第一期起一路写来。到英国后眼界开拓又有实地观察的机会，一年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这也是迫于国内物价飞涨，在替孩子们“挣奶粉钱”。

　　父亲的信漂洋过海到了燕园佟府的一座小小的套院。院子东西狭长，只有两间南房和一间东房。两扇院门向西敞开，上有“中心育物和气如春”八个字。面对的是一片广阔的低地，就是今日勺园建筑群的所在。当年那里一大片水田种着水稻，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校园围墙脚下，稻田边缘的湿地长着繁茂的芦苇、灌木。目光越过校墙，横卧着连绵起伏的西山，一览无余。这样一幅“看门见山”的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这座小小的院子里，充溢着父亲对我们的想念和惦记。我相信，父亲熄了灯，打开窗帘，坐在椅子上望着利物浦天空中的好月亮时，一定在想着这座小院里的我们。

    兴工理想之殿堂

　　1947年春学期末，达比教授指示父亲先写出论文《北平历史地理》的“导言”部分。审阅之后，认为写得很好，论文题目便确定了。按程序上报到学校管理机构获得批准后，达比教授通知父亲：可以写论文了。埋头苦干、力学不倦的第一年结束。

　　在一次吃下午茶的时候，父亲如约来到达比教授的办公室，女秘书为他们送上茶点时，父亲环顾四壁书柜里摆满了很多部装帧相同的书籍，显然是一套大型丛书。达比教授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编有多卷本战地各国的地理手册。达比那时在剑桥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却担任这套书的总编辑。中国战场的三大本由罗士培教授主编，也列入这套丛书。

　　达比教授说由他主编的《英国历史地理》第一部的最后部分，是请人写的，专门论述伦敦历史地理，要父亲找来看。接着又询问父亲有关北平的资料。达比教授虽然没有研究北平，但是他的基本理论对父亲很有启发：仅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总的设计思想，按照这个思路尽可能地“复原过去”：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重建过去的地理。

　　对于此前数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积累，包括经过论证后得到的研究结论，父亲统称之为“烧砖凿石”：“砖成而后，可以有楼，砖坚而后，可以楼固；常人只见高楼大厦，而不知当初烧砖之苦。此苦只可与同学师友共之，则苦亦甜矣。”即使砖石俱备，父亲领悟到，直到运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构架理想中一座庄严华丽的殿堂。1947年5月，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父亲开始写作论文《北平历史地理》。6月上交第一章初稿，9月开始第二章，写作渐入佳境。与此同时，父亲在地理学院讲授“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每周一次课。

　　论文的第一稿为手写。核心内容分为三部分共八章，按照时代排列的，从西周一直到明清。对于这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的写作过程，父亲有简短的记述：

　　在达比教授的亲切指导下，我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从而认识到作为现代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地理学，主要地不是研究历史上地方政区的变迁，而是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进而追踪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如此，对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一样。我接受了达比教授的理论教导之后，根据自己多年资料的积累和实地考察的结果，顺利写成了以《北京历史地理》为题的博士论文。

　　矢志以研究北平为今后半生的事业，父亲选择了现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科；对于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父亲选择了北平。1931年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暮色苍茫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的瞬间，他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那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便埋在了心田之中。十多年后，当父亲在远离北平的异国它乡，所读、所写、所念、所想，无不牵系着这座古城，而来自燕园佟府那座小院中的期盼和勉励更是最需要的内在支撑。1947年7月5日早晨接到母亲的来信后，父亲特意购得一本《普通地理学》（GeneralGeography,1938），在扉页写下：

　　今晨得瑛来信于治学为人多所助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学有识的人材，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衷心感触甚深，购此以志纪念。

　　仁之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英国

    经世致用献身教育

　　父亲赴英之前，为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班学生写下的赠言，也是他本人三十而立的体悟。父亲晚年在回顾这篇赠言时说：

　　我在33岁写下这些话，是因为我在自己献身的事业上，既已经历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严重考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心灵深处接受我的师长所给予我为人为学的亲切教导，以及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予我的深刻影响。

　　大学时代，父亲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现在身在海外，不忘忧国。他和那一代留学生，关注国内的时局，寻求社会进步的方向，“以天下为己任”。

　　1947年2月2日父亲给学友芝联信中这样表白了自己出国留学的抱负：

　　我有一种“自觉”，即我到此处来，不是专为自己学东西，长见识。也是替国内若干没有机会出国的人作耳目，作口舌。我有机会替国人说话，就老老实实说（不是宣传）；我有机会替国人观察，就切切实实观察；我受教育，也替国人受教育。……一方面观察英国学生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解说中国的时局状况，决不掩饰宣传，只说老实话。我说我们不是五强之一，我也没有作过五强之一的梦。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刧数未尽。几千年的古国，不会一下“跳”上现代的轨道的。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时，我们也一时走不上大家喊得满天乱响的“民生”的道路的。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国民，从根本上作起，死也不灰心，不放手。学校教育、通俗教育，双管齐下，三四十年后，我们的子孙可以享受“民主”的政治了！……我们所有的是一个转变中的苦难磨练的祖国和被这些苦难有意无意磨练的青年，我们自己从这磨练中长起来的，我们应当更知道如何教育我们的青年制胜这磨难，和我们自己一样，从这磨难中得好处。

　　我常回想：自晚清以来，我们开始自觉，想从外国学药方治祖国的病。……现在轮到我们这一期了，我们都是国难中磨练得稍稍成熟了才跑出国来的，我们对外国，对要学的东西，都可说是“知己知彼”了。我说我们没有失望，没有悲观，也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外的期待，但是我们有“自信”。……

　　我一方面学基本学科，一方面作论文。我的论文也许可以指示国内地理学的研究走一个新方面，但是我基本的抱负，还是以专科的所长，打开民族的愚盲，从教育上恢复自觉、自信与自主。

　　同年10月19日父亲乘火车到伦敦途中，读毕L.狄金森（L.Dick⁃inson）所著《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AnEssayonTheCivilizationsofIndia,ChinaandJapan），随即记下感想：

　　中国今天最大的“资源”，

　　不是久已噪名于世的煤铁，

　　不是外人艳称的“五千年的农业”，不是金，不是银，不是工业，

　　乃是四万万的老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

　　解放这些老百姓，就是开发了最大的“天赋资源”！

　　1948年2月27日，父亲偶然看到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TheSocial⁃istSixthoftheWorld）。匆匆看完序文后即急赴市内购得此书，当晚读毕，在扉页写下：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午于利物浦大学宿舍会客厅中偶检此书，匆匆看完序文，以为我历年追求之梦想尽在斯矣。下午急赴市内购得此册，当晚读毕四十六页。忆十年前卢沟桥大战爆发之后，余困居平西蔚秀园，曾草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一书，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而教会中人视如不见，听若罔闻，殊为可怪。嗣以印稿一册寄赠星洲好友沈祖荫，来信说所见甚是，但“天路历程”何由而致，余亦未能置答。今得此书，岂现世界中之“天路历程”乎？访苏之志由是益决。

　　仁之记二十八日夜宿舍中正举行跳舞会中

　　今日又购卫布夫妇《苏联共产主义》与此书作者另一近著，共三册，计付二英镑五先令。

　　书题中所记《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一文，草成于1937年秋。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国立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决定留下继续开学。“九·一八”六周年这一天，司徒雷登校长安排赖朴吾、周舜莘和侯仁之三位青年教员由蔚秀园搬到未名湖北岸男生宿舍，以便接近学生、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校园中有学生团契小组的活动，以基督教徒为核心，师生自由参加，参加者信仰自由。父亲参加过的“六人团”是较早的团契之一。他根据在一次团契“朝会”上的讲稿写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当时担任团契主席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向父亲约稿，将这本小册子拿去付印。印出后不久，1938年初的一天，父亲在校园里偶然遇到司徒雷登校长，司徒说他读了这本小册子，认为很好。

　　在整理父亲的遗存的书籍资料过程中，我却至今未曾见到这本小册子。但是以书题中“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而教会中人视如不见，听若罔闻，殊为可怪”推想，当面对国家危亡寻求救国途径时，痛感基督教文化担当无力。父亲曾说：“当时我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的改良主义，主要受他两本书的影响：《世界史纲》（TheOutlineofHistory）和《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这对我在青年时候的思想影响最大。……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讲到基督教主耶稣，把耶稣看作是有志改革社会的历史人物。这个观点打破了基督教的旧传统观念。”父亲对于威尔斯的观点是信服的，在思考世界进步社会未来时，将威尔斯的改良主义和基督教假说的“天国”结合起来，应是在那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到英国后，从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如大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和社会道德的坠崖，父亲感到费边社的“社会主义”徒有虚名行不通。正在这时，读到了约翰逊实地考察苏联后写的《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这本书于1939年12月初版，父亲读到的这一册是1947年3月第22版。如此畅销当与作者的基督教教长身份有关，也是由于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描述了访苏见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巨大成就到苏维埃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面貌，认为基督教“人类是兄弟”的教义已经在那里实现了。

　　父亲对苏联的印象最初来自胞弟侯硕之。1933年硕之考入清华大学念电机工程，在清华图书馆里，拿着英文的画册U.S.S.R.inRecon⁃struction，兴奋地为仁之讲解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受着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感召，硕之的心中已经憧憬着一个未来新中国的大建设了。赴英之前父亲听到两种互相矛盾的宣传：先是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国民经济完全改观，后来又听到苏联人民的生活很困苦，甚至传闻实施残酷的政治，没有“民主”“自由”可言。这本书的宣讲不仅纠正了一些负面印象，而且引发了要把祖国建设成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向往。虚幻的“天路”泯灭，历年苦寻的社会出路展现眼前。

    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

　　二战后国际格局经历着疾风骤雨的变化，非此即彼的对垒阵营形成。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利物浦大学的校园里，自然受到国际知识界左倾潮流的影响。中国留英学生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局势，特别是以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横扫各大城市时，曾与父亲一起做过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在燕大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由于相信夏仁德教授的诚恳善意和公正的态度，在校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结果显示：完全赞成学运口号和主张的学生占20％，接受学运的大部分主张、靠拢左派力量的学生占60％－70％。这样的测验结果也是符合中国留英学生的状况的。

　　父亲到利物浦大学不久，工学院计晋仁（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接近他，吸收他参加中国留英同学会的活动，负责利物浦学生分会的工作。无党派的父亲虽再三推辞也未能推掉。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国共双方都在加紧争取留学人员。不久留英学生各分会的代表到伦敦参加全英中国留学生的选举大会，父亲和曹天钦分别代表利物浦大学分会、剑桥大学分会出席。当时学生会由三青团掌握，所以学生会的领导权是争夺的焦点。会前计晋仁告诉他们：今天会上要准备和三青团斗争。经过大会选举，剑桥大学博士生曹日昌（中共地下党员）当选中国留英学生会主席，侯仁之为学生会副主席兼利物浦学生分会主席。

　　1948年夏，中国留英学生会为了配合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计划再次召开留英中国学生年会。因为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先有动作，学生会在联系开会地点时四处碰壁，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借地大学开会。父亲自告奋勇说他与利物浦大学舍监很熟悉，由他来负责联系。结果舍监不但同意他们在利大DerbyHall开会，而且在大会召开时，校方特地到会表示祝贺。这次会开得很好，实际上成了一个敦促留英同学回国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动员大会。在这次留英中国学生年会上，计晋仁介绍父亲认识了英籍华人海员、英国共产党党员陈天声。陈天声在伦敦主办一份油印刊物《民主阵线》，还将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带到这次年会上。

　　6月8日陈天声用民主阵线社的信笺写信给父亲：

　　……兹奉还“北平四月学潮真相”，民阵增刊已将全文印发了。如有关于学生运动之宝贵材料请再掷下以便选载，尤其是那篇宣言之类。各地学界一天一天醒觉起来了，现在反动派的麻药已经陈旧失效了，但是他们走向末日最后挣扎的时候，还未有减轻其杀戮成性的暴行。人命如蚁的时候，望先生特别谨慎，联系群众，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魔王小鬼的爪牙。曾闻先生有一兄弟不幸为魔王小鬼所害，这是一个前事可鉴之例。……

　　陈天声信中提到的“北平四月学潮”是指1948年4月9日国民党特务打伤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抓走十多名学生，引发各大学学生举行的“反迫害”抗暴大示威。燕大和清华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从清华园火车站沿铁路线步行直奔西直门。夏仁德教授推着一辆自行车始终走在队伍的旁边，和学生一起入城到新华门前请愿，营救被捕的师大学生。中午时分还为学生们买来午饭。据说，因为在学生的队伍里有外籍教授，当局没有敢命令埋伏在新华门内荷枪实弹的士兵开枪镇压。

　　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把更多的学生推向对立面。学生运动提出结束内战的要求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人心所向日趋明显。这样的转化是真实的、理由是朴素的：现实中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导致了人心的转变，而主要不是由于通过学习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有多么了解。父亲本人也是同样，最初接触到毛著“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册，是限定在几天中秘密传看完的，他和几个同学曾一起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可是没有学懂，感受不深，还请人来讲解过唯物辩证法，也是不怎么听得懂。在现实面前，大多数留学生寄希望于新社会。统一国家、廉洁政府、解放四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发展经济建设——这是父亲对新政权、新中国的期待。

　　8月曹日昌前往香港继续开展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工作，计晋仁和刘宁一也即将经苏联回国，黄新民、侯仁之接任了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副主席的工作。1949年春，中国留英学生大会在曼彻斯特大学召开，动员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带着最新的科研资料迅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并印发了宣言和会章，号召科学工作者准备好自己，以迎接新中国诞生。

　　宣言明确提出：

　　科学工作者是人民的一员，自然应该加入人民的队伍，积极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

　　新的世界：廿世纪是人民的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新的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是要彻底铲除封建的旧社会制度和帝国主义者双重压迫，解救人民大众，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本身只有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才能无条件地应用到人民的福利上去除了国民的一般任务之外，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有两种特殊的任务：

　　第一重任务，是运用我们的知识技能，为全人民而工作，竭尽才力智能，来创造和巩固新社会。

　　第二重任务，是宣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把科学贡献给全人民。

　　宣言的结尾发出号召：

　　同人们，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解放，即是我们的解放。在这伟大时代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认清现实，不怕艰苦，和全国的人民，一道向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关于宣言与会章的情况，父亲在“文革”中有如下文字记录：

　　1949年春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曾印发了宣言和会章，当时我以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的资格参加了宣言与会章起草的工作，主持起草的，我记得有朱洪元（当时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主持物理研究所）。宣言和会章定稿后是由我刻蜡版油印。

　　一年多以前在写交代材料时，曾讲到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但误写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最后偶然在一本书里找到夹在其中的油印“宣言”与“会章”各一份，抄录如下。原件交给革委会专案组。（1969年7月28日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交给革委会专案组的油印“宣言”与“会章”原件各一份不知下落。好在父亲的“宣言”与“会章”手抄件保留至今。

　　据计晋仁同志回忆，解放初期自英国回国、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的留英学生和学者有16位：朱洪元、沈元、林同骥、黄昆、彭桓武、张滂、朱既明、周庭冲、王鸿桢、侯仁之、吴传钧、王大珩、庄育智、杨澄中、戴传曾、曹本熹。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的曹日昌和黄新民在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都回到北京。据我所知，与父亲熟识的五十年代初回国的还有曹天钦、贺其治、杨南生、辛耘尊、黎秀石等。

    归心似箭

　　1948年的燕园已难以平静。我的记忆里满是停电时备用的带玻璃罩的油灯和贴着米字型白纸条的玻璃窗——以防飞机扔炸弹爆炸时把玻璃震碎。妈妈嘱咐我在听到空袭警报后要立刻跑到燕大女体育馆地下室，从家里跑过去只要三分钟。好在还没有躲空袭，1948年12月15日燕园就解放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从大英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北平郊外的两座大学被共产党的军队占了，心想那肯定是清华和燕京了。

　　1949年4月春学期期末，父亲完成了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HistoricalGeographyofPeiping）。论文的收尾落在了卢沟桥的地理重要性。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地理学上意义重大的这座卢沟桥尤如一座不朽的丰碑，纪念无数勇敢反抗侵略、无悔奉献的人们，经历八年的浴血抗战，最终赢得了正义的胜利。

　　7月论文答辩由达比教授和牛津大学一位研究过中国问题的教授主持。父亲回忆说，“只有一个小问题答错了。论文中写到春秋战国时北京周围出产枣栗，牛津教授认为北京出产的枣，不同于西方产的枣。我把它们混淆了。”

　　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保留至今的有：第一稿手写稿128页，第二稿打字稿487页，附手绘图54幅。打字稿有两份，其中一份上交，存于利物浦大学图书馆。副本和手写初稿带回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达比教授要父亲留下，用现代技术来研究复原历史。例如二战中，联军从非洲过地中海开辟第二战场，达比建议父亲利用在意大利登陆前所拍摄的大量航空照片结合登陆后的实地考察，研究这片战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地理分布。在当时，把航空照片用于史前时期地理环境的研究，还是一种最新的技术手段，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有帮助。父亲诚恳地对达比教授说：我不能留下来，我归心似箭。

　　母亲在1949年4月28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南京太原已告解放，上海亦将解放在即。到时你或可直接过沪，不然由香港亦可直驶天津，均不成问题。在信封上，我看见父亲注明：6月2日收到。——信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

　　1949年8月父亲启程经香港回国。行前陈天声同志对他说：“你到香港时要换个名字。我托你捎一信，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找乔冠华、黄作梅，他们会安排你回北平的。”父亲仍然坐兰烟囱公司的船，一个多月到香港。他立即去九龙新华社所在地，将陈天声封好的的信面交黄作梅同志。黄作梅亲切接待了他，说乔冠华到北京去参加新政协了，随即安排他换乘挪威籍轮船“宝通号”直航天津，特别叮嘱父亲要一直呆在舱内，等到船过台湾海峡后才可以登上甲板。9月27日当“宝通号”驶近塘沽港，父亲在甲板上遥望渐渐接近的祖国海岸，热泪夺眶而出。安全到达天津后，父亲当天赶回北京。在燕园见到乔冠华和龚澎时，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三天后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欢呼新中国的成立。

　　父亲和黄作梅同志只有在九龙这一次见面。1955年4月11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同志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随出席万隆会议的代表团进行采访。途中飞机失事，机上11人全部遇难。父亲一直怀念着黄作梅同志。而在1979年夏，在整整三十年后，父亲和陈天声同志在北京幸得重逢。就在其后不久，有关部门把“文革”期间抄家抄去的一些信件、手稿、笔记本退还。父亲从中竟然发现了1948年6月8日陈天声的来信。1980年8月16日父亲特意致信陈天声同志，再提此信。

　　天声同志：

　　阔别三十年，去夏在京幸得一晤，至今怀念难忘。

　　在此以前，学校有关部门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从我家抄走的信件、手稿、记事本等还给我，在其中竟然发现了你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从伦敦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用《民主阵线社》的信笺写的，寄到利物浦大学……我特地把你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这封信，重抄一份，附函寄上,从我个人来说，我把你的这封信也就看作是党对我的亲切关怀了。……

　　1990年11月15日，父亲写了这样一份有关留学英国的材料：

    侯仁之

　　1946年8月—1949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同时还曾在该系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一课。

　　1949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德贝教授（H.C.Darby）嘱我继续留校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同时要我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军在意大利登陆前所拍摄的大量航空照片，研究该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地理分布。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遗址，是第一次通过航片再加上联军登陆后的实地考察，才被解释出来的。（按，德贝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英国政府关于战地各国多卷本地理手册的总主编，故能接触到大量有关战地的新资料。）在当时把航空照片利用于史前时期地理环境的研究，还是一种最新的技术手段，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有帮助。但是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南下的解放大军已经胜利渡过长江。我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立即回国，并得到有关同志的帮助，经过香港，换乘由九龙新华社分社黄作梅同志代购挪威船票，直航天津，于开国大典前三天到达北京，并得参加天安门前的庆祝大会。随即投入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相继而来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的研究工作。

　　留英期间在我地下党领导的“留英中国学生会”担任副主席，兼利物浦分会主席，并参加组织在英国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证明人：计晋仁同志 当时同在利物浦大学学习，为中共党员。

　　多年后父亲回顾在英国的三年对他的学术历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为他所致力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达比教授指出的“掌握现代方法研究过去”对他很有启发：

　　使我得以从理论和方法上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学科领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这就为我回国后结合实际要求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基础。

　　获得博士学位三十五年后，1984年7月4日，利物浦大学授予父亲荣誉科学博士学位（theDegreeofDoctorofScience[honoriscau⁃sa]）。父母亲那时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华盛顿中心进行北京和华盛顿的城市比较研究，便从美国直飞英国，重返母校。此时达比教授已从利物浦大学转到剑桥大学多年，又被英国王室授予爵士称号。他和夫人的热情欢迎使父亲非常感动。

　　7月4日，利物浦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和授予荣誉学位的仪式，父亲代表应届毕业生及荣誉学位获得者致辞。他说：“这难忘一天中最深的感受是欢愉和感激。中国有句话是‘饮水思源’，利物浦大学是创造性思想的宽广丰沛的活水源头，这活水在人们之间流淌着，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对未来的希望。”父亲又将自己的一本著作《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送给学校的HaroldCohen图书馆，为那知识的海洋增添一滴水。因为四十年前他在这座图书馆中徜徉时几乎被浩瀚的知识海洋所淹没。

　　父亲借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主任达比教授就职演说的最后一段作为他的致辞结尾：

　　今天我站在这里，处身于博浪嵝小山为战火所毁的废墟之中，立足于接触交往普及于全球的利物浦城之内，我不能不想到举国内外的地理学家的观点，对于未来的“新世界”，不是毫无关系的，这个“新世界”，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未来！”

 

作者：侯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