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人们熟知的名言，现在常有人把它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词之改，看似无伤于原意，其实丢掉了原话的根本精神。

　　此语出自明末大儒顾炎武，原话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并且加以区分。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亡天下则是指道德衰颓，人相争斗，社会风气败坏，动乱不安。其二，指出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三，提出维护社会道德，保天下人人有责。

　　把国家的安定，政权的稳固，建立在进行教化、提高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是中华文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大智慧和优秀传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三项立国的要素，必不得已而要去其二，则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指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都强调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良好的社会道德是立国之基。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并说明二者的关系，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挥。

　　从区分保国和保天下，进而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见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主要是指在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人人有责。这一点对于了解儒学十分重要。有一种认识，认为儒家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为实现此志，只有依附于当时之统治者，出仕为官。这是一种误解。儒家入世，关心时事和民族、国家安危，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然而并非一意追求做官。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志在使天下无道改变为天下有道，周游列国。说“我待贾者也”，“苟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迫切期望有出仕为政的机会。然在不得诸侯信用时，他回答“子奚不为政？”的问题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并非只认出仕为官一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不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其精神在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在追求官位。顾炎武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则是说明谋政保国需要有条件。在位，才有机会参与，即所谓“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则人人有责。突出表现了儒者在道德、文化方面的担当精神。

　　顾炎武之后，清代一些儒士发挥“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思想说：

　　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此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吴廷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嚮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嚮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曾国藩）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出仕为官、在位谋政，而是不论在朝在野，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处境、条件，自觉担当；不一定要有权力、地位、财富等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

　　儒家对于文化的高度自觉的担当精神，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过许多曲折，有过多次易姓改号，改朝换代；有过周边族群入主中原；有过列强入侵，面临瓜分亡国危险，等等。而我们民族能够度过这一切，屹立在东方，几千年古老文明未曾中断，绵延发展，儒家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道德低迷、“仁义不施”、“上下交征利”等不良现象。面对如此危机，发扬“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精神，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传承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保天下”的神圣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走出危机，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

作者：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