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潮中的“神州国光社”
肇始
1901（一说1908）年，广东顺德人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和画家黄宾虹于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创办伊始就印行了《神州国光集》，故定名“神州国光社”。这是一家专事出版书画、字帖、金石、印谱、古籍等的书局。
晚近中国西学东渐，而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往往得领风骚。邓实早年崇拜顾炎武，“喜为经世通今之学”，其时还创办有《政艺通报》，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又与黄节、章太炎、马叙伦、刘师培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出版《风雨楼丛书》《古学会刊》，主编《国粹学报》，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推进社会改革。黄节是知名学者，也是晚近报业先驱，先后参与创办《政世通报》《国粹学报》等，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和思想。邓、黄均对传统文化念兹在兹，对文献珍籍等有收藏和推广的情怀，遂共同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庋藏古今书籍，搜罗秘世图书”，主要收藏明末抗清及清代史料，并附有美术、译文、报刊等供人阅读，而相与其事的还有黄宾虹。黄宾虹早年曾参与“同盟会”、“南社”、“国学保存会”等，其时潜心学术，深研画史和画理，在《国粹学报》《神州时报》、商务印书馆等从事编纂。
“神州国光社”诞生于清末，激荡于反清潮流，以提倡国学、保存国粹、发扬民族气节为宗旨，大量印行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的著作，同时又利用当时最新的珂罗版印刷技术影印历代遗存书画真迹，大得读者欢迎。其中由邓实和黄宾虹主持的《美术丛书》更是20世纪影响深广的中国美术论著丛书，是书依四部分类法，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等，又将280种书籍分为“书画类、雕刻摹印类、瓷铜玉石类、文艺类、杂记类”等，以书画为主，旁涉各门，以“大美术”的理念统摄全书，成为当时乃至后来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神州国光社”以刊行传统文化书画为宗旨，迨至“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潮流蓬勃发展，而其出版物渐因不合时宜而逐渐滞销，再到上世纪20年代末更趋萧条，不得不“挂牌”出售。
鼎盛期
1928（一说1930）年，“神州国光社”由于连年亏损止步在十字路口。
民国将领陈铭枢在广东省主席任上，曾延请黄节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此时“三黄”——黄节、黄宾虹以及陈铭枢的好友黄居素（也是广东人）向陈铭枢建议，由陈一次性出资40万元，接办“神州国光社”，陈遂盘下该社，交黄居素任经理，另聘王礼锡任总编辑（主编）。
这是“神州国光社”的“二度春”，有了鲜明的标帜——爱国将领陈铭枢、爱国知识分子王礼锡，国民党第19路军，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一·二八”抗战、“福建事变”、马克思主义著译的出版盛况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此岂止是出版史上的华丽转身，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雷一幕。后来陈铭枢回忆往事，不禁感喟：“‘神州国光社’虽是我投资经营的出版事业，但它是属于十九路军的集体事业，也可以说它是十九路军的政治部门”，换言之，当时的“神州国光社”是军人与文化人的结合，也是“军产”。
陈铭枢是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并由粤军的一个下级军官渐渐擢升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国民党南京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等。1930年前后，他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出资接盘“神州国光社”，招募了一批在政治上与其意气相投的文化人，而其意义不独是“神州国光社”的新生，陈铭枢此后以新姿态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以及由其领导的十九路军也因而发生了思想转变，可谓双方的互动。
“神州国光社”名义上由黄居素领衔，他和陈铭枢皆是广东人，又曾都在南京支那学院修习过佛典，且共同追随孙中山、廖仲恺，黄还曾随黄宾虹学习山水画。黄居素是最早主张陈铭枢接办“神州国光社”的，但他并不是实际的主持人，陈铭枢回忆：“他对书店的出版方向，并不明确，即：还是照旧印行书画册为主呢？还是改弦更张，印行别的读物呢？而印行别的读物又应以什么为中心呢？凡此种种，他没有考虑。”于是，实际的主持人则是王礼锡。
陈铭枢是一代儒将，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自述“我从小是读线装书长大的，深受儒家封建思想陶冶，继又学佛习禅宗，把大乘教奉为圭臬，因它同我的政治生活并无矛盾，且为我不受任何约束的习尚找到了理论基础”，又称：“我在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交游甚广，但在政治上我是独来独往，自己有自己的主张，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将领中，他是难得的有想法且有行动的非蒋介石嫡系高级军官。他对中国社会思潮和思想十分关注，也热心学习和研究，与众多学者保持往来，在担任南京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吴稚晖是挂名主任），结识了一批文人和政客，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王礼锡。
王礼锡是江西福安人，因与军委会总政治部组织处长段锡朋为同乡和同学，得段引见而结识陈铭枢。陈铭枢后来回忆：“乍见之下，便为他的丰采倾倒；由于思想气味相投，大家从此便成莫逆之交。”王礼锡出身于诗书世家，早年编辑有《绿波》等。他不是普通的文人，而是拥有政治情怀，大革命时即从事农民运动，并与毛泽东等在武汉筹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在上海、北平等地办报、教书，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入理论研究，进而与陈铭枢结成生死之交。
王礼锡到场后，集合天下英雄于一“社”，将之改造成左翼作家的舞台。首先，王礼锡主编的《物观文学史丛书》印行，该丛书包括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和陆晶清《唐代女诗人》（王、陆是夫妻），前者出版后即销售一空，后多次再版，其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最先用唯物史观方法来整理文学史的著作。此后，王礼锡便向陈铭枢建议；应帮助左翼作家，为之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恰陈铭枢急于另开局面，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因此“欣然接受”。不久，“神州国光社”步入佳境，鲁迅出面为之编辑《现代文艺丛书》（拟出十种，后出四种，已编好的两种《毁灭》《铁流》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在“文网”的压迫下，“神州国光社”不敢承印。后鲁迅出资假托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刊印了《毁灭》，由“隋洛文”即鲁迅译，译名取“堕落文人”而自嘲；《铁流》，由曹靖华译；《士敏土之图》，由鲁迅选编，为德国梅斐尔德版画集，共三部书），其中有柔石译《浮士德与城》（卢那察尔斯基）、贺非译《静静的顿河（一）》、鲁迅译《十月》，等等。此后又有《文艺讲座》，为“左联”刊物，刊登有鲁迅及左翼作家的冯乃超、冯雪峰、蒋光慈等的作品。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斗争、出版风云激荡，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兼容并包渐成“神州国光社”的特点。王礼锡与陆晶清夫妇、胡秋原、梅龚彬、陶希圣、李季等荟萃其间，包括了中共地下党成员、“社会民主主义”人士、“改组派”、“托派”以及学术上的“食货”学派等多元成份，编辑和作者更有陈望道、谢六逸、汪辟疆、宗白华等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从事文化事业，因探索中国的出路而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以三人为核心，是为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而其又为陈铭枢的智囊。胡秋原、梅龚彬是湖北同乡、老友，政治观念不同，皆对局势异常关注，当时曾借日本社会大众党与日共的合作为例，主张与中共合作。在他们的推动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获得了两次推力——“淞沪抗战”、“福建事变”，反蒋联共的“福建政府”成立后，由李济深、陈友仁等组成，李济深为主席，陈枢铭任“文化委员会”主委，委员就有“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等，梅龚彬兼任民运处长及干部训练班主任，当时梅龚彬还与中共“特科”的潘汉年、张庆孚等联络，开展联合抗日活动。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与“左翼作家联盟”等还共同组织有“著作者抗日会”，由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与丁玲、郑伯奇、郁达夫等为执行委员。
如此深地卷入政潮，这也是“神州国光社”的一个特色。
从出版到涉政
从一个单纯的出版机构逐渐往一个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政治派别演变，“神州国光社”在晚近出版史上是鲜见的例子。此外，“神州国光社”的业务也迅速扩大，它除了添置机器厂房、扩大业务范围之外，还成立了读书会和函授学校，并在北平、南京、汉口、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最兴盛时，其在上海河南路设有总发行所和书库，另在新闸路设有印刷所，编辑部则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而其业务，除了继续出版销售美术书刊外，出版重点则改为组织出版社会科学和文艺译著等。
“神州国光社”敏感于时事，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其名下刊物《读书杂志》就出版有“东北与日本号”，从国内外形势、经济、政治、历史等角度全面阐述事变发生原因，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的罪行，并特别刊出《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对策奏章》《日本满蒙权益拥护秘密会议记录》等，揭露日本侵华国策及灭亡中国的阴谋。此后淞沪抗战爆发，《读书杂志》《文化评论》等赶印《紧急号外》，并印行《抗日战争号外》《抗日救国号外》《军中日报》等抗日宣传品。
时事之外，重镇是理论，如列宁所说：“有革命的理论，革命不一定会成功；但没有革命的理论，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晚近中国本来就是被动卷入“近代化”（抑或“现代化”和“全球化”）潮流的，又长久匮乏本土理论建树。顺应这个潮流，“神州国光社”编辑出版了大量理论和文艺书籍，其中左翼作家撰写或翻译的书籍占的比例最大，甚至有不少是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等。上述出版物除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各流派的原著，再如马克思《通俗资本论》（李季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等，还有众多“西学要籍”。
“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原创著述，名气最大的有李季的《马克思传》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等。“神州国光社”显示出其极大的包容性，所谓新旧学者皆登堂入室，尽展风采。
彼时的“‘神州国光社’现象”是个仍有待研究的新鲜课题。如其编辑和作者尽管政治倾向不一，但他们理论研究的情怀和功力大致相当，呈现出十分复杂也极有趣的现象：在彼时国民党对苏区“军事围剿”的同时，在上海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独领风骚的出版热潮。再以陈铭枢为例，当时他阅读了众多由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哲学书籍，并自称“‘神州’印行的大量书刊，对于我们一向读线装书的人，特别感到新鲜，并且开拓了眼界，使我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于是，“尽管我还具有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喜欢用马克思主义来同自己学过的知识相附和”，则上述著译的影响及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怎样的作用，等等，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神州国光社”的刊物，先后有《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读书杂志》，其发动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共出有四辑“论战特辑”）。《读书杂志》于1931年6月创刊，每期有40多万字，连续办了3年，先后由王礼锡夫妇和胡秋原主编。由于长销不断，自创刊号起每一期都须重印，最多时订户达2万册。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创刊号发刊词中声称：“我们主观地不标榜一个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因为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是为读者提供出已走过、正在走着、或者想走去的许多途径”。从中可以揣摸出办刊人的思路和想法。
当年《读书杂志》展开的各项论战，经过岁月淘洗仍有强劲生命力，不仅被不断地重新审视，且长期地保持着“话语阐释”的张力，虽时过境迁，仍不时地让人回眸、流连。
结局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调往前线福建，其时陈铭枢也在宦海斗争中失意，无奈之下辞职出国游历。“神州国光社”则因宣传“救国”而获罪，出版和发行受到限制，邮寄也遭受检查。至于王礼锡，因言辞“偏激”，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一道被列于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钩命单”中，遂亦被迫出国。行前，他在《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的“编后”中写到：“在黑暗所笼罩下的一隅，本志竟成为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之品，经过郑重的会议所发布的命令，竟摘出拙作《九一八的清算》一文中反对无抵抗主义的语句，指为反动。诚然，我们对于无抵抗主义是反动，然反对无抵抗主义者遍中国，是反动遍中国，固不待本志之人口然后煽动反对无抵抗主义之空气也。”
流亡国外，他们在寻找新的斗争方式，随着国难加剧，他们又要有所动作了。1933年，“神州国光社”的许多编辑和部分特约编辑应陈铭枢之约先后入闽，参加拟议中“福建事变”的筹划。事实上，这次事变“神州国光社”的原有人马发挥了主导作用。事变爆发，“福建政府”成立，陈铭枢兼任“文化委员会”主任，王礼锡则以秘书长的名义实际主持，他们改组原福建《民国日报》为《人民日报》作为“福建政府”的机关报，又改版《新福建报》为《国光日报》（也日出两张），将原来的“先声通讯社”改为“人民通讯社”，这三个文化机构负责“福建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宣传，此外，欧阳予倩负责筹设“中央戏剧院”、胡秋原、程希孟、林植夫等则负责组织“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然而，“福建事变”终因蒋介石国民党“软硬兼施”以及自身问题而“昙花一现”，不久遂“如鸟兽散”，众人再度流亡，而“神州国光社”在各地的分店也悉数被查封，书刊被查禁，其上海总店因地处租界虽幸免于难，最终与艺华电影厂、良友图书公司等一起被“蓝衣社”捣毁，不得已另外申请成立“言行出版社”，无力出版新书，仅靠廉价出售存书维持职工生活。
从1937年起，出版家方天白任该社经理，后又由俞巴林负责，此二人曾携手创办“言行出版社”，主持“神州国光社”后先后任经理兼总编辑，共同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期间出版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鲁迅的散文集等，最浩大的出版物，则是由程演生、李季、王独清等编辑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全书达40册，共300种，译著则有马克·吐温《乞丐皇帝》(俞荻译)、狄更斯《双城记》(许天虹译)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英美的租界沦陷，“神州国光社”再次蒙难，又被迫先后迁至汉口、韶关。抗战胜利迁回上海，复业后曾出版有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等。
1949年5月，陈铭枢在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历史学家翦伯赞接洽，代表“神州国光社”与“中国史学会”签订合同，随后印行了“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即《义和团》（全四册）、《太平天国》（全八册）、《回民起义》（全四册）、《捻军》（全四册）、《戊戌政变》（全四册）等，使之再度辉煌一时。1954年，在“公私合营”中其被并入上海“新知识出版社”，此后并入“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结束了它54年的历史。
作者：散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