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个人名节：顾炎武与傅山们的羞耻心
作者：石耀辉
顾炎武，名继增，字忠清，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出自其《日知录》一书中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是近三百多年来，在我国百姓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中影响最大的一句。其实，顾炎武还有一句名言，我觉得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更值得推广，这就是“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出自《日知录·廉耻》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之所以要将这段原文放在前边，是因为顾炎武这一论述就像是三段论推理的一个大前提，在明亡清兴、大势已定史称“明清鼎革”的背景之下，作为明代遗民和反清复明斗士的顾炎武、傅山等知识分子，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进退两难的考验：在他们后半生“无国可忠”的时代，要么与“异族入侵”的清朝政府合作，这样，他们所坚守的名节、气节、人格等将毁于一旦，而继续对抗到底，则是不识时务，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在今天看来，明朝、清朝的朝代之争，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顾炎武等读书人眼中，却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大毁灭，是一个辨别忠奸的试金石。而这些士大夫们早已接受了传统文化基因：诸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言、立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他们早已将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和高尚人格等传统文化和精神融于自己的血液之中。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会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爱国诗人屈原面对理想破灭、无力回天时，毅然投江而死；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部巨著，选择了含垢忍辱的求生。面对明亡清兴的大变革，不论平时怎样高喊礼义廉耻，人们都面临着祸与福、乃至生和死的抉择。我们看到，许多明代官员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甚至连东南士林领袖钱谦益也降淸失节。而顾炎武、傅山这些思想领袖，原本对明朝专制制度就怀着批判态度，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入侵而来的满族高压政权，其受辱心态可想而知。对这样的大背景，顾炎武、傅山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们又会如何走出这种人生纠结呢？
首先，在政治和道德上，他们选择了拒不仕清，表现出了顽强的民族气节和高尚人格。大明灭亡，连崇祯皇帝都已殉国，在顾炎武、傅山这些明代遗民看来，自己苟活着已属可耻，又如何能再做清朝官员呢？
顾炎武虽然6岁读《大学》，9岁读《周易》，11岁读《资治通鉴》，这为其一生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在科举考试中却是屡试不第，直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27岁的他才取得乡试资格。他由此看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胜于咸阳之郊”。五年之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南京，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菘被拥立为帝，顾炎武被推荐位南明朝廷的兵部司务—一个从九品的小官。遗憾的是，顾炎武还来得及上一天班，这个政权就宣告灭亡了，带头开城向清军统帅投降的就是东南士林领袖钱谦益。当时，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住在常熟，在城破之后，便开始绝食，临终前对儿子说：“我虽妇人，深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勿为异国臣子，勿负世世臣恩，勿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冥于地下。”经此大变之后，及国仇家恨一身的顾改名“炎武”，誓不与清朝合作。为避汉奸和当地豪绅的迫害，顾炎武于1656年北上，来往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志在联络抗清志士，反清复明。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正月，清王朝下令开设“博学鸿儒科”，这是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一种考试科目，始于宋高宗时期。康熙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特开此科，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推荐民间有本事、有学问、有名气的人，通过特设的考试，到朝廷里来做官，主要是进入翰林院修《明史》。最终，被推举的达上百人，顾炎武和傅山均在被推荐之列。“博学鸿儒科”一推出，在民间知识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拒绝，有人暗自高兴，有人最初虽然拒绝，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应诏。冲着顾炎武的名气，很多朝廷显贵都来游说他。顾炎武令门生宣言：“刀绳俱在，勿速我死”。康熙十八年（1679年）传来了要请他去修《明史》的消息，顾炎武也是断然拒绝，他写信给叶方蔼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也！”事实上，早在康熙十年夏，清王朝就曾有意诏顾炎武来修《明史》，当时的劝说者为徐乾学的老师、翰林院院士熊赐履，顾炎武当场亦是断然以死拒绝，他回答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顾炎武一生中曾七次前往南京拜谒朱元璋的明孝陵，六次在昌平拜谒十三陵，以寄寓家国之恨。顾炎武享年69岁，生活在清朝的时间有38年，超过了他寿命的一半，但没有人将他视为清朝人，只因为他只是大明遗民。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十九日，长顾炎武6岁，今山西太原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书法家、金石家、医学家，更是一位抗清的爱国主义者。同顾炎武一样，少年傅山4岁临习书法，7岁读家塾，15岁考秀才，20岁试举人，29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三立书院录取。傅山不仅博览群书，过目成诵，而且特立独行，颇具有传奇色彩。崇祯九年（1636年），傅山曾带领太原三立书院学生赴京，为恩师袁继咸平反诉讼冤案。这一义举使傅山被誉为“山右义士”，成为海内名人。当袁平反调任武昌道后，曾邀请傅山游览黄鹤楼，而傅山以“违母久”之名，婉言辞谢，这充分表明，傅山为师奔走诉讼完全是出于正义，绝不贪求私惠和虚名。崇祯十七年（1644年），朝统治中原后，傅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行列中。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傅山因反清被捕入狱，惨遭酷刑。他在《甲申守岁》诗云：“三十八岁尽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朝元白兽尊当殿，梦入南天建业都”。明亡时他三十八岁，他认为当时就该殉国，入狱时已四十七岁，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傅山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她对傅山的朋友们说：“我儿被捕，是自然的事，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不必救他”（郝树侯《傅山传》）。傅山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但傅山的朋友们还是出奇计，终于救出了傅山。傅山出狱后在诗中有“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甲申守岁》）的句子。在《七机岩》中他还写道“中原用剑戟，偷生亦可耻”。从此，傅山抱着亡国遗民的孤臣孽子之恨，在山西寿阳五峰山拜名道士郭静中为师，加入道教，自称朱衣道人，开始了“兴亡著意拼”的秘密反清活动。
对于“博学鸿儒科”的举荐之事，傅山一再称病不能前往，但拗不过地方官的多次请求，最终还是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傅山称病拒绝参加考试。但鉴于傅山在文学界的地位，康熙下旨封了个“内阁中书”的官职，又念其年迈，可以不留在京城坐班，而是可以回去，由地方官照顾。既已授官，就得到午门谢恩，这更是傅山不能接受的，他于是绝食七日，坚决不从。在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之下，傅山被强行驾到了午门之外。傅山看见午门，泪流满面，这时有人强迫他下跪，傅山由于身体虚弱，一下子仆倒在了地上，有人赶紧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由此傅山才得以被放归回老家。傅山宁肯滚倒在地，也不向康熙皇帝下跪，这样不恭的表现和胆识，成为当时文人的典范。因为在傅山眼里，民族气节重于泰山，个人的仕进轻如草芥。梁启超曾评价傅山说：“其志比黄宗羲、顾炎武更可哀了！”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傅山去世，享年79岁。遗命不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而以“朱衣道人”入殓，葬于太原西山。
共同的志向和遭遇，使得顾炎武和傅山互为仰慕，虽未谋面却早已神交。两人从1663年到1671年的八年间，曾在太原有过三次亲密的聚会。每次见面，二人都抵足而眠，互相唱和。他们除了谈论天下的兴亡、国事的变幻，还有更多的人生和学问方面的话题。两人精神上的共鸣之处真是太多了：不仅同重民族大义和操守气节，而且都有广博学问，都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另外他们对音韵、训诂、考据之学也极为精通，吟诗赋文更是旗鼓相当的行家里手。顾炎武诗中曾吟道“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而傅山更有“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等句。两人的唱和不仅表达了“明代遗民”对江山易代、昨是今非的感慨，更是一种相互敬佩和勉励。顾炎武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康熙二十年（1681年）8月，69岁的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后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八日，七十岁的顾炎武外出考察时，在马上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终寝于韩宣家宜园，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两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傅山也随他而去了。
在拒不仕清的同时，顾炎武、傅山又勇敢的承担了各自的社会责任，这就是为中华正统文化代言。他们经过一生不懈的努力，终成一代宗师，做到了个人名节和社会责任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
顾炎武早年，之所以弃绝帖括之学，潜心历代典籍和官私文献，开始结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乃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入清之后，他先是投笔从戎，武装抗清，继而联络四方，反抗清廷剃发易服等民族高压政策。北游之后，以二马二骡托书万卷，或探讨“一道德而同风俗”，或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总之是以“明道救世”为己任。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所著《日知录》，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世”为宗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千古名言。在曲沃期间，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对晋都晋阳之说提出异议，在《日知录》中首次提出“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的观点，直到300多年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论断终于被天马--曲村考古成果所证实。顾炎武还论证了介子推隐居之地，不在介休绵山和万荣介山(今孤山)，而是在曲沃翼城之间的小绵山。由于顾炎武和曲沃的不解之缘，清光绪年间，曲沃人民将顾炎武的牌位陈列于孔庙，四时祭祀。
同顾炎武一样，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以“异端”自命，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理学的务虚不实之风。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一直置身于为国家分忧的行列中。在新朝统一后，他对自己祖国的未来，充满着期待，潜心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承，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时人对他有“学海”之誉。傅山平生著有《霜红龛集》、《傅氏男科》、《傅氏女科》、《荀子注》《淮南子注》等书籍，并创作了大量诗文。傅山还主张解放人性，尊重人格独立，极力“扫荡奴性”，对奴儒、奴君子予以斥责。他在《读<老子>道常无名》中，还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这一光辉思想，显然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而言的。傅山的书法、绘画更是被称为“一字千金”、“国初第一”。傅山提出的“四宁四勿”：“宁拙毋巧，宁丑勿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不仅是他的书法之论，更是其做人之论。傅山在个人生活上，虽然经历了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悲欢离合，但他抱定着“兴亡着意拚”的信念，一生不懈地努力追求，从义士、壮士，再走向名士，最终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思想大家。
在“天下灭亡”的大考验中，顾炎武、傅山们虽然选择了拒不仕清，但他们凭着一颗赤诚之心，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们最终超越了时代，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理想。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3《正始》篇中，有一段对“亡国与亡天下”的精彩辨析，他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国。”在顾炎武看来，历代王朝更迭叫做“亡国”，而当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遭到践踏，文明被毁，道德沦丧，人如同禽兽之时，就是“亡天下”了。顾炎武进而指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已。”这段论述后被晚晴学者梁启超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影响至今。
如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对所有人发出的警世之言，那么，“士无耻，乃国之大耻”则是对士大夫提出的更高的要求，顾炎武、傅山这一代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为后世学人树立了一个标杆。
“士无耻，乃国之大耻。”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仍然足以让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汗颜！我们还有没有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悲？我们还有多少悲天悯人天的情怀？我们为了“五斗米”折了多少次腰杆？我们还有没有羞耻之心？我们还有没有批判精神？香港一位名叫黄灿然的诗人这样说：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环境下让自己舒适起来。诚哉斯言！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百年冲击，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和道德水准令人堪忧的今天，当安逸的生活、个人的名节和社会道义、社会责任出现矛盾时，我们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如何去尽好自己的“匹夫之责”，这是时代对我们人格的考验。
作者：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