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种爱国思想和社会管理理念
明清交替之际，顾炎武曾致力于救亡图存，南明弘光朝时曾受聘为兵部司务，继又先后参加苏州和昆山的抗清起义，起义失败后，仍出入于太湖一带的抗清义军。但是，随着南明诸政权的相继垮台和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顾炎武的复国之梦渐渐地破灭了，在抗清失败、复国无望的情况下，他开始反思明亡原因和总结亡国教训。综观《裴村记》、《郡县论》、《与友人论学书》、《华阴王氏宗祠记》和《日知录》等论著，顾炎武认为明朝亡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王室宗族势力衰弱；其二，君主集权制度空前强化；其三，伦理道德沦丧。正是基于这些思想，顾炎武在其临终绝笔而定的《日知录》中提出了被近人梁启超（1873-1929）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讲了两层意思：
第一，“亡国”与“亡天下”、“保国”与“保天下”的区别：“亡国”是指在国家中处于执政地位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所取代，“亡天下”是指国民伦理道德沦丧以至于行如弱肉强食的禽兽；“保国”是指统治者维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保天下”是指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国民培养和保持其做人应有的德性；
第二，“保天下”与“保国”的联系和区别：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地努力培养和保持其做人应有的德性，以自己高尚的道德行为来引导和化育百姓，使百姓也都具有做人应有的德性，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坐稳江山。怎样才能保住执政地位而坐稳江山，这是统治者自己的事，无关乎百姓，但培养和保持做人应有的德性却是事关每一个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能置身于事外。
顾炎武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在于强调伦理道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即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条所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另一方面在于强调仁义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其做人应有的德性，他就成了“无本之人”，而如果一国之人普遍丧失了做人应有的德性，那就意味着是“亡天下”了。
在中国正当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梁启超将顾炎武的天下观概括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口号[①]来号召中国人都承担起国家救亡责任，这对于近代中国民主爱国思潮的兴起和民主爱国运动的开展确实起到过巨大激励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也一直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用以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情感、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志的重要励志手段之一。
但是据实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思想体系中并不只是一种爱国思想，它作为一种天下观具有比爱国远为丰富的思想内容。
从源头上说，“天下”之说似乎是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应是“溥天之下”的略称，它原是指在理论上归周王统治的疆域，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其外延与今之“世界”概念相合，也就是说，在周代人心目中，全世界都应该归周王统治，尽管当时周王实际上只是统治着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周易大传》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要求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儒家学者欲以自己的文化来统一世界的王政诉求。孟子有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②]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来解读孟子这段话，可以把他所讲的“天下”理解为是兼指政治地理意义的中国和它的领土的复杂概念。按孟子的观点，中国（广义的“天下”）的要素包括中国的领土（狭义的“天下”）、政权组织（“国”）、家庭组织（“家”）和人（“身”）——按现代政治地理理论，国家则包括定居的国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完整的主权四个必备要素。孟子的天下观是对他所理解的国家（中国）的四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看法，按其思想内容及特点，它可以被概括为“天下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天下观也是儒家天下观的共性特征。
儒家“四书”之一《大学》基于孟子的天下观，提出了“修齐治平”之说，按宋儒朱熹（1130-1200）的看法，“《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③]，据此可将《大学》天下观的个性特征概括“以诚为本”。这种“以诚为本”的天下观是综合了孟子“以人为本”的天下观和“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天人观，由“以人为本”的天下观逻辑地推定“修身”为“平天下”之本，又根据“思诚者，人之道”而推断“意诚”为“身修”之本，这是按孟子心性学的思路将天下归本于人心，以为平治天下的关键是取决于统治者能否诚心待人，其心诚则必能感化天下，达到得人心而得天下之目的。
儒家“以人为本”的天下观本质上是一种主张以德治国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观。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的天下观，也是属于儒家的王道政治观，而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是基于他对明朝亡国教训的总结。
和《大学》一样，顾炎武的天下观也是按孟子心性学的思路将天下归本于人心，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④]。他指摘明末士大夫为人无耻，其“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⑤]，乃至于“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⑥]，其为学者则“不先言耻”，乃至于“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之实学”[⑧]，由此导致整个天下“悖礼犯义”而“仁义充塞”，以至于出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局面。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的教训正在于先“亡天下”而随后“亡国”，而其所以“亡天下”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末士大夫先失其仁义德性而随后天下人普遍失其德性，故“（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⑨]正是因为顾炎武深痛于明末士大夫之无耻，认为此乃招致明朝先亡天下而随后亡国的祸源，所以他不只是认为天下之本在人心，更认为人心之本在耻辱之心：“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⑩]。所以，顾炎武天下观的个性特征可被概括“以耻为本”。
顾炎武“以耻为本”的天下观之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天下观有别于一般儒家王道政治观仅仅把天下同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联系起来，使天下系于君主一人，亦即视天下为君主一人之天下，而是把天下同天下之人都联系起来，使天下系于天下之人，亦即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如此把天下兴亡的责任落到天下每个人身上，即不但统治者有责，其他所有人也都有责，所谓“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突破了传统儒家“君主独治天下”的专制主义王道政治观，具有了近世“天下人共治天下”的民主治理观念，这也是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伟大启蒙学者最具政治启蒙意义的一个观念。
——摘自周可真：《顾炎武的社会管理思想》，《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①]梁启超先是在《论幼学》（1896）中将顾炎武的那段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后又在《痛定罪言》（1915）中进一步将它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据学友许苏民先生最新考证（其文尚未正式公开发表），远在梁启超之前，就有一个署名“空空主人”的人在他所写的《岂有此理》一书（刊刻于清嘉庆四年，今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中把顾炎武的那段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他不同意顾炎武的观点，并以专文《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批驳，其理由是：“以今日世事观之，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主一人获其利；天下亡，则君主一人罹其难，黎庶无与焉。”据此认为“天下兴亡，匹夫何利？匹夫何害？所谓‘责’者，君者役匹夫之托耳。”（参见今本第3-4页）比较而言，梁启超是从正面意义上来概括顾炎武的那段话的，而空空主人的概括则是负面意义的，故笔者仍将其首次概括权归于梁氏。
[②]《孟子·离娄上》。
[③]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
[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顾亭林诗文集》本。
[⑤]《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
[⑥]《日知录》卷十三《名教》。
[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⑧]《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
[⑩]《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作者：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