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救亡思想
苦丁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页。）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
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
一、亡于学术
他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页。）
顾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学”者，“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日知录》卷十八《心学》），“心学”二字连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学本身一变为“老庄”，再变为禅学，顾炎武认为这大大违背了传统儒学的宗旨。不仅心学流于禅释，程朱后学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了严重恶果。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所以心学泛滥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代的思想家颜元也是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最猛烈的思想家。他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二、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是亡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为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所谓“博学于文”，就是要研究社会历史和现状，“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世之务”，（任本31），明道救世，经世致用，抛弃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所谓“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耻”，是强调做人讲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什么叫“耻”？他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於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没一个国人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指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所谓的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而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最无耻的就是“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背叛民族立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把士大夫之变节行为，称为“国耻”。
因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他号召没一个国人，都要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他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
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康熙时大学士熊赐履主明史馆，荐修《明史》，以死辞之。后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怀柔政策安抚明朝遗贤，当道有人欲以为荐，顾炎武致书云：“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毋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出矣。”又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大节不亏，正气凛然，永远拒绝这个异族政权。
他以松柏精神自况。他说“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他用《精卫》一诗来表达自己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结交豪杰，终生不忘恢复。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顾炎武是一座民族主义的丰碑。
作者：l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