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文献中看廉政文化
前年初夏，为写《范仲淹传》，我跑去山东青州范仲淹公园寻找灵感，于此得了个意外惊喜。公园里有座三贤祠，范公之外的另外二贤，一个是富弼，一个是欧阳修，生前三人是志同道合的铁哥们，如今一起享受民间香火。我当时高兴得忘形，在欧阳公面前就多了一句嘴：从前熟背过您的《醉翁亭记》，却不知老人家的《朋党论》亦精妙绝伦，与范公的朋党观遥相呼应，功莫大焉！
彼时，我下榻于青州某酒店。是夜即得奇梦，欧阳公辛苦登上高楼，要找我说话，我受宠若惊，殷勤求教。他自袖中取出一册《廉耻说》示我，曰：知道你是山右河东人氏，特来会会。想当年，老夫也曾宦游贵桑梓，那里曾是尧天舜日、古晋大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利器明德，以厚民生”，尤其吏治修明，多出著名廉政人事。对照而今世事混沌，老夫不禁感慨丛杂，遂作此拙文《廉耻说》，以求济世；另外，有心钩稽、整理故晋廉政人事成册，树以楷模，必大有利于后世焉。可惜随范公埋身时政，迄未成篇，遂成终老憾事……。欧阳公此言一出，我闻之动容，伸手去接《廉耻说》，嘎然梦觉。回来急翻《欧阳修集》，卷130果然有《廉耻说》，其“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一句，即响若雷霆，声震千古。回头急读晋国廉政故事，确如欧阳公所言，最能教化官民，实应辑录成书，举世推广之。可惜自己手中有活，再说于晋史不熟，一时也积聚不起那么大的能量，遂激动了一下也就罢了，居然未能使先贤如意，至今想来，一直抱愧。
前天，忽然看到一部《晋国廉政故事》，洋洋45万言，编者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诸多经典史籍中，选取了100个与廉政有关的晋国故事，分“正气篇”“为公篇”“诚信篇”“从政篇”“廉洁篇”“法治篇”“修身篇”“警示篇”“惩腐篇”“和谐篇”共10个单元，用现代文学语言一一道出，既生动耐读，又有学术支撑，不失历史真实。论故事脍炙人口，论人物活灵活现，论警示入心入骨。据说点评者段协平先生为此查阅了上百万字的相关资料，加上他敏锐超越的思路、犀利新颖的文笔，看似锦上添花，实为雪中送炭，为本部厚重之作再加厚重、有价值之作再附含金量。读罢掩卷而思，第一个念头，这不就是欧阳先贤的梦中期许吗？这不就是对《廉耻说》的当代文学解读吗？
其实，在欧阳公之前，中国的廉政文化早已形成，可谓源远流长。《周礼》提出，对官员有“六廉”之考核：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用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一个“人民公仆”，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政治品德。孔子说：“行己有耻”，也是这个道德命题。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管子·牧民》曰：“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在欧阳公之后，倡导“廉耻说”者也代不乏人。明人郭允礼撰成《官箴》，系统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的经典阐释。明末顾炎武说得更来劲：“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直至近代前夜,龚自珍还在大声疾呼：“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可见，历来思想家已然有所共识：士君子，尤其是庙堂士大夫，立世做人、为官行政，必须知廉耻、守大道。“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听听，把廉政问题直接与天下治乱和国家安危挂起钩来，你说这多么要紧！
新中国成立以来，于廉政问题也看得极重、抓得极紧。当前，反腐倡廉已成为最热门“国题”。欧阳修等诸多先圣先贤的“廉耻”“廉政”种种论说，已然极具现实意义。认真剖析不知廉耻、贪腐坏政的深层次根源，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文化方面的原因亦非常显著。国际反腐理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化不足，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层面，腐败总有那么一种不断释放负能量的落后文化支撑，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事实证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廉政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廉政状况和水准。廉政知识体现人的素质，廉政规范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廉政信仰推动人们形成良好的廉政修养和生活方式。以公认的世界最清廉的国家芬兰为例，在那里，廉政文化已深入人心，清正廉洁已经融入了芬兰民族精神，升华为一种文化品格，透明国际的 “清廉指数”显示，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这不是仅凭几场反腐倡廉运动就可以办到的。所以说，反腐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要花大力气的文化斗争。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从业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的总概括，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及其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人们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政文化的根本特征。廉政文化的主要特性一是主体的大众性，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氛围，以健康向上的廉洁文化充实社会公众的精神世界；二是指向的权力性，主要表现为掌握社会公权力的管理者廉洁自律，执政为民；三是实施的职业性，主要表现为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四是组织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机关、团体等社会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廉洁高效。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统领、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化艺术等为载体、以“廉洁”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方可打造出来。只有大力推进这种廉政文化建设、彻底瓦解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真正的“芬兰式廉洁”才会出现。
当然，我们今天讲晋国廉政故事，并非要将我们现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完全纳入古代“清官文化”的轨道，需要而且必须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我们的廉政文化，要用新思维、新思想教育官民，用美好的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普世荣辱观引领风尚。实现这一伟大人文跨越，仅靠过分依赖于个人品质和道德的“清官文化”，靠一系列褪却时代色彩的《廉耻说》种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欧阳公在天有灵，不仅能理解，而且会喝彩。
作者：周宗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