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评注《亭林诗集》的特殊价值
《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文简称《吴评顾诗》)作为“一本有特色的亭林诗选注本”(张晖《吴宓的亭林诗评论》文中语，见张晖著《朝歌集》129页)，最大特色当然是留存于其间的“吴宓评注”。在我看来，“吴宓评注”的特殊价值，举其大者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以下分而论之：
一
其一，纵贯古今、横跨中西、文史兼重、情词并茂的评注，丰富了整理、研究顾诗的内涵，开辟了新的路径，提供了新的启发。
“吴宓评注”对顾诗诗艺的评骘，看得出评注者创作、评论古典诗歌的心得，所以，既能指出《哭杨主事廷枢》、《哭陈太仆子龙》、《赠万举人寿祺》、《赠路舍人泽溥》等多首顾诗在章法音节上对杜甫《八哀诗》的模仿；(《吴评顾诗》，分见19、23、47、51页。)又能揭示顾诗的不同风格及其来源：《赠人》“格调似《古诗十九首》”(同前，49页)，《再谒孝陵》“庄严藻丽，甚似唐杜牧之诗，弥见其工”(同前，56页)，《桃叶歌》“格调似李白”(同前，81页)，《书女娲庙》“略似楚辞《天问》，又似归庄《万古愁》曲”(同前，132页)，《哭归高士》和《汉三君诗》“仿颜延之《五君咏》”(同前，181、195页)。
对于吴宓的西学背景甚至国学功底，学界并非众口一词，(如陈怀宇认为，吴宓“对国学的兴趣恐怕爱好有余，了解不足”，“吴宓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民族感情而提倡保存国故，但却借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来提倡，颇有些书生意气”。见陈怀宇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33页。)本文在此仅强调吴宓在评注顾诗时是如何“引西入中”的。
“饕餮，如西文之hanpies。”(《吴评顾诗》，171页。)无论吴宓用意何在，至少是一种新尝试。《书女娲庙》一诗，吴宓认为“不但爱国之忠诚，且具史诗(Epic)之体制与精神”。(同前，132页。)此处添如“(Epic)”，同样不是为了卖弄一两个西文单词。在评注《德州讲易毕奉柬诸君》时，吴先生特别标举亭林《与友论易书》，认为该文“立论极精”，因为“其谓‘易以一象而该万事，治道存焉，非为章句之学’云云，盖即柏拉图以下Ideas(O ne)与Facts(M any)相关之理，一切理想主义(即道学)所由出也”。(同前，169页。)
而用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 ryden，1631-1700)的名篇《亚历山大的宴会》(A lexander’s Feast)来为中国诗人顾炎武(1613-1682)的诗句“想见三垂冈”作注，堪称“西典中用”的代表性范例：
“三垂冈”，出自顾诗《李克用墓》，前后关联者共四句：“旁有黄衣人，年少神磊砢。想见三垂冈，百年泪滂沱。”吴宓仅对第三句添加了一条注释：“cf Dryden’s(诗)‘A lexsnder’s Feast’。”(《吴评顾诗》，136页。)王蘧常则将此四句一并处理：“原注：《新五代史·唐本纪》：存勖，克用长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及克用卒，存勖即王位。梁人围潞州，王乃出兵趋上党。行至三垂冈，叹曰：此先王置酒处也。会天大雾昼暝，兵行雾中。攻其夹城，破之。梁军大败，凯旋告庙。《世说》：其人磊砢而英多。蘧常案：《明史·志·地理》二山西潞安府潞城注：西有三垂山。案：三垂山即三垂冈也。”(《顾亭林诗集汇注》下册，818页。)
约翰·德莱顿为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的宴会》作于公元1697年。《吴评顾诗》所刊西文，似有误。
不同时空、迥然有别的两场宴会，到底有何相通之处？其间的精妙，恐怕只有谙熟中英诗歌者才能会心一笑。然而，中西杂糅式的评注，无疑给后来的读者带来了新体验，也为后来的整理者带来了新挑战。
二
其二，对于在笺释、评注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某些高难度问题，吴宓通过自身的实践树立了样板，也凸显了问题。
吴宓《空轩诗话》第十则《黄节注顾亭林诗》在追忆“黄师”之余，特别点明自己尤其钟情于顾诗《岁暮》二首、《赴东》六首的缘由，其中有两段话颇能反映他对于用典及出注的见解：“读原注自明，故注不可缺。”后一句五字，吴宓不但添加了着重号，还以小字予以补充：“因注出典故而意自见。不但文学贵以古典代今事，且当时甚多忌讳，故非注不能明本意。”另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经史之学，要就平日养成。积之既多，到时自然奔赴。于是经义史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入之辞藻，见于诗章。是故典故之来，由于情志之自然，非待掇拾寻撦，故典不累诗而有裨补于诗。亭林先生诗恒喜自注。非注，则读者经史不熟，必不解诗意。须知注乃为诗而作，非诗为注而作也。”(《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191页。按：此二段文字，亦录存于《吴评顾诗》，分见189页、161-162页。)
古典今典杂糅、中典西典并存，处理之难可想而知；如何评价、使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186页。)难度丝毫不在其下。顾诗《再谒天寿山陵》有句云：“小修此陵园，大盗我邦国。”(《吴评顾诗》，115- 116页。)对清顺治帝遣官祭祀明帝诸陵并予修复的做法不以为然。张尔田以元世祖纵容杨剌勒智(一作杨琏真迦)盗掘赵宋诸陵作为反例，为清世祖代鸣不平：“此自亭林忠笃之见耳。我世祖修复明陵，要是谊举，彼杨琏真伽事讵足道耶？”(同前，116页。)吴宓专门为此添注的评语，可谓持平之论、诚挚之言：“情与理之真实，不能以事境为断。亭林一生志事，在忠于明而仇乎清，在内中国而外夷狄。故其于此诗云云正见其心志之雄伟坚强始终一贯，不能以杨琏真伽彼善于此之偶然小惠，而讥亭林为言之过当。孟劬先生之忠于清室，耻臣民国，自孟劬先生之境遇志事言，亦是忠贞一贯。吾侪本于一多之理，分别心(理)与迹(事)，故匪特尊仰亭林。即对于黄师之攘夷革命，及静安先生之自沈殉清，同一崇敬。此固孟劬先生所能了解者也。”(同前。)
与选择性评注相伴而生的，是选择性与随意性的界限问题，尤其在整理者以一时一地之见闻或感悟与原作之人事建立联系时，尺度如何把握？规范是否必要？从吴宓的实践来看，这些问题似乎只能继续悬而难决。比如，清康熙七年(1668)，以莱州黄培诗狱牵连，顾炎武从燕京星驰赴鞠，《赴东》六首即为此而作。吴宓以为亭林之赴东，“乃为同志之得释，非为已〔己〕也”。(《吴评顾诗》，161页。)而民国初黄节为救章炳麟自粤入都，“其情事类此”。(同前。)黄节之义举，当年天下传扬，其后史书不绝，对吴宓此种类比深有同感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之下，吴宓以黄节之有王薳，类比于顾亭林之有王略，(黄节[晦闻]、王薳[秋湄]之交谊，吴宓仅云：“详见《蒹葭楼诗》。”见《吴评顾诗》，157页。经查，黄节《蒹葭楼诗》二卷存赠王薳诗凡七首：《答秋湄书意》、《法源寺看丁香同魏斋秋湄》、《中秋夜赠王秋湄时将别》、《园坐寄树人广州秋湄苏州》、《中秋夜怀秋湄》、《甲子正月生朝寄秋湄》、《送王秋湄》，详严一萍编《岭南近代四家诗》，台湾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分见总539、547、558、561、563、563、583页。)二者之相似性，恐非一般人所能猜度。
至于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殉国的爱国司机胡阿毛，与明崇祯二年(1629)昌黎县拽梯杀敌的无名英雄相提并论，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吴宓是在顾诗《昌黎》的题解中，用最简练的文字将二者进行链接的：“参亭林《拽梯郎君祠记》。宓按：胡阿毛事类此。”(《吴评顾诗》，107页。)幸而王蘧常在其汇注中沿用了徐嘉的旧注，节录下顾亭林的原文，足以弥补吴注过于简略带来的不便：“余过昌黎，其东门有拽梯郎君祠。云方东兵之入遵化，薄京师，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万计，驱使之如牛马。是时，昌黎知县左应选与其士民婴城固守，而敌攻东门甚急，是人者，为敌舁云梯至城下。登者数人，将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帅磔诸城下。积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顾亭林诗集汇注》上册，653页。)
“胡阿毛事”，当年轰动一时、名闻遐迩，但正史官书似付诸阙如，于今也只能从网上获得相关信息：1932年2月，上海司机胡阿毛在日本兵胁迫之下，驾驶装载日军军火之汽车，直冲黄浦江，与车上日本兵同归于尽。
对吴宓而言，用胡阿毛类比拽梯郎君，可谓就近取材、古今辉映，得来全不费工夫；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如此新颖别致的比拟，肯定觉得耳目一新；但是对后来的读者而言，时过境迁，胡阿毛的“新典”未必比拽梯郎君的“旧典”更易笺释———“旧典”虽远却因载入典籍而恒久不变，“新典”虽近却因腾播道路而旋生旋灭。“吴宓评注”的寥寥数字，仍足以引起笺释者的警醒。
三
其三，“吴宓评注”凝聚了吴氏诸位诗友的功劳，他们的做法和成效提醒着后来的研究者：切磋琢磨值得传承，崇尚学术必须坚守。
从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只要外界条件允许，吴宓始终坚持了这样一个习惯———将私家藏书、个人作品、读书笔记等，无私地借阅给同道、同事甚至是其他人。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外借的私人文献都能如数归还，不少借阅者还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个人意见，“吴宓评注”有一部分就来源于此。
到底有多少人借阅、点评过吴宓评注本《亭林诗集》，迄今仍无确数。(除本文即将提及的几位诗友外，该书至少还曾于1952年外借给邵祖平，详《吴宓日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册，416页；1965年借给田楚侨、张垂诫，详《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55、158、171页。)这些点评，无论是否应吴宓之邀而作，(1956年2月19日吴宓日记有云：“读《顾亭林诗集》至深夜，始见月波、稚荃评。”见《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375页。据文意，此二人为顾诗评注，似出乎吴宓意料之外。)均得到了他的认真对待：不但认真阅读，而且吸纳了部分文字，将之与徐注、黄注和个人评注融合在一起。
“吴宓评注”依次摘引、录存了九位师友的评注：“滕固”4条(《吴评顾诗》，1、110、121、126页)、“黄师”54条(同前，1、3、4、7、8、11、12、12、12、12、15、15、16、17、22、22、22、26、27、32、35、37、44、44、46、48、52、54、54、55、56、57、60、61、61、63、63、64、73、73、78、78、79、79、88、88、88、88、89、89、90、90、92、118页。按：此54条皆有“黄师注”或“黄师案”字样，其化用黄节原文者尚不在此列)、“简先生”1条(同前，2页)、“孟劬先生”5条(同前，2、111、116、128、187页)、“新吾”1条(同前，63页)、“徐永年”5条(同前，83、84、102、126、199页)、“金月波”3条(同前，92、141、189页)、“瞿宣颖”1条(同前，155页)、“稺”1条(同前，221页)。
综观吴宓摘钞的这些师友评注，既可验证开拓心胸、转益多师的必要性，也可看出坚守独立、崇尚学术的可贵性。仅举二例，馀可类推。
顾诗《孝陵图》有句云：“东西二红门，四十五巡铺。”其“巡铺”是否为“巡捕”之误，笺释者各抒己见：徐嘉引《东京梦华录》为释证之据：“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夜间巡警及领公事。”(《顾亭林诗集汇注》上册，405页。)黄节利用《大明会典》、《广韵》，认为“铺”当作“捕”，但也酌留余地———“然其制则吾仍待考也”。(同前注。)吴宓所摘录者仅十余字：“黄师云：铺当为捕，然尚待考。”(《吴评顾诗》，63页。)吴氏友人新吾以为：“铺字不误。元制有急递铺，明沿之，以达四方公文书。大约十里或十余里设一铺，曰铺舍，旧递卒之所居。此铺字当系指守陵将士之堠斥也。”(《吴评顾诗》，63页。按：王蘧常则在肯定徐注之余，引顾炎武《日知录》为证，继佐以《明史》“兵志”，最后分析黄注失误原因：“黄未见徐补注，漫以为官名，解‘巡铺’为‘巡捕’，误。”见《顾亭林诗集汇注》上册，406页。)
《北岳庙》“赫赫我阳庚，区分入邦甸”之“阳庚”，吴宓坦承自己“未详”其意，(《吴评顾诗》，126页。)友人滕固为之增补按语：“阳庚，犹言明命也。庚可谓作命令意。见《周易折中·集说》。”(《吴评顾诗》，126页。按：原刊标点有误，此处径改。)其后，另一诗友徐永年则否定滕说：“阳庚，瞿校本作‘王京’，潘钞本作‘皇明’，意自明矣。滕固先生太凿。”(《吴评顾诗》，126页。按：《顾亭林诗集汇注》直接刊作“赫赫我皇明，区分入邦甸”，“汇校”有云：“‘皇明’，潘刻本、徐注本、孙校本作‘阳庚’。丕绩案：徐注不解，列入凡例，实则韵目代字也。”见该书下册，766页。)
凡此种种，均可见不同时空下嘤鸣求友、忠笃谅直的学者风范。
作者：张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