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杜甫

江西师大刘世南先生写了一部《清诗流派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单独写了《顾炎武》一章( 第三章) , 没有把顾炎武归人任何流派。他说:“全部顾诗中, 古体诗只占十分之三强。格律诗要占十分之六弱。而二百六十四首格律诗中, 五律就占了四十五首, 和杜甫比较起来, 杜诗共一千四百五十八首, 其中格律诗有一千零五十四首。五排就占了一百二十七首。顾诗五排占其格律诗的十分之一点七杜诗五排占其格律诗的十分之一点四。形成这样的现象, 当然有众多的因素, 我以为和两位诗人的个性分不开。顾炎武和杜甫一样, 都是‘嫉恶怀刚肠’的。杜甫的‘偏躁’,顾炎武的‘孤僻负气’, 性格捐介,杜顾之诗多用格律, 就因格律紧严, 符合他们的个性要求。” 

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很能发人深省。我想就杜顾有关问题, 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杜顾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决不逃避现实, 粉饰太平, 迎合当世, 以取容悦。杜甫许身被契, 揭发时弊, 这是大家都一致称许、反复赞叹的。顾炎武明确地宣称: “ 文须有益于天下” ( 《日知录》十九)。又说:“ 有亡国, 有亡天下。… … 易姓改号, 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 是故知保天下, 然后知保其国. 保其国者其君其臣, 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十三) 梁启超曾把这段话概为“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从这样的思想本质出发, 大家可以衡量, 够得上称现实主义作家的, 究竟有多少? 杜顾都是重视实际, 反对伪饰空谈的。杜甫要求“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而当时的君主, 却使他概叹: “ 唐尧真自圣, 野老复何知! ” 那个“ 自圣” 的皇帝, 就是极喜欢虚吹瞎捧的肃宗, 杜甫面对的正是这种昏王。要把他“ 致之” “ 尧舜上” , 怎么可能呢? 前人说杜甫一饭不忘君, 应该有这些内容在内, 他怎能“ 忘” 呢? 以杜甫为“ 愚忠” , 真是一片盲替之辞, 我奉劝这些随意诽谤杜甫的人, 不要读杜诗, 以免受苦; 不要说杜甫, 以便藏拙. 顾炎武坚决反对当时那种置“ 四海困穷”于不顾, 而终日“ 言心言性” 的恶劣学风( 《与友人论学书》, 《亭林文集》卷三)。这种学风, 今天正在抬头, 我们研究杜顾诗传统,不免言之慨然! 杜顾排律之作, 严肃雄伟, 表面看是烦歌, 案其实则多属陈古刺今。“ 旧俗罢庸主, 群雄问独夫。”( 杜甫《行次昭陵》) 如果把它只看成对唐太宗的歌颂, 那就太肤浅了。在李林甫、杨国忠煊赫一时的日子, 歌颂唐太宗的拨乱反正, 难道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吗?顾炎武的《太行哀诗》及《渴陵》诸作, 难道是昊三桂、钱谦益、王铎之流所欢迎的吗?读杜顾之作, 若不从深层次进行发掘, 真负却作者一片推见至隐的苦心了!

顾炎武倡导“ 博学于文, 行已有耻” 。又在《日知录》( 卷十三) 中特书“ 廉耻” 一目。尖锐指出: “ 士大夫无耻, 是谓国耻。” 杜甫亦言: “ 独耻事干渴。”(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他一生奔波秦蜀, 飘泊江湖, 都是“ 耻事干渴” 的结果, 比起当时上书、行卷的一般文人来, 确实是很特殊, 很有骨气的。《孟子》对于见利忘义, 予以极深刻的谴责。他说: “ 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 义利之辨, 正是对一个士人的考验。杜甫写《义鹊行》,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 最后几句说: “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兀突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是在义利面前诗人表现出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顾炎武写《义士行》,对于程婴公孙舍己救赵的侠胆义行,作了最高敬仰的歌颂。又在《精卫》一诗中说: “ 鸣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案。” 借鹊燕以谴责当时厚颜事敌, 以保富贵之徒, 真是快语!从上面所举杜顾的一些品质一致的例证, 说明只有杜诗才能使顾炎武这样伟大的人物倾心而继承其诗歌创作, 也只有顾炎武才能真正学到杜诗的精神, 自余从形似学杜的, 都只袭其貌而已。我们研究杜诗, 就应当看到只有杜诗才能孕育文天祥、顾炎武这样的人物。从这一角度研究杜甫诗, 我认为才是真正的“杜诗学”。

我们现在特别重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劝大家多读杜诗, 也认真读一读顾炎武的著作。如此或于世道人心有补。请不要托之空言, 而切盼付之实践。

作者：屈守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