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之困 ——论长篇小说《一生之水》

　　【有感而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转型的商品经济体制和消费文化语境使得知识分子失去了80年代居于社会中心引领时代风尚的优越和自信，并进而在商品经济和科层体制的双重夹击下迷失方向。陈世旭的长篇小说《一生之水》是继《裸体问题》《世纪神话》《登徒子》之后，又一部深度展示当下社会、严峻叩问知识分子的力作。小说以主人公冯乐的职场经历和风月故事为主线，立体呈现了消费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和美色等欲望追逐中的人性沉沦和灵魂挣扎。

　　陈世旭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生活于文人气息较浓而又相对封闭的高校或作协等文化事业单位。然而，转型时期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冲刷着社会的每个角落，知识分子也概莫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而来的教育产业化与高校社会化改革在大学内部各个层面营造出浓厚的商品化和行政化氛围。这为身居要津的高校行政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科研资源，并为进一步晋升攫取政治资本，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学术成果已不再是学院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高校行政级别很快成为人们竞逐的目标。《一生之水》中政教处的官员们不务本职“正业”，而热衷于文艺创作和汇报演出等一类名不正言不顺的“副业”，其目的既不是为了社会效益，培养人才，繁荣文化，也不是为了经济效益，增加收入，惠利师生，而是为了拿“国家大奖”。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识常常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当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交汇点，“商品”时代的资本与“计划”时期的权力很快便达成了共谋。消费时代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物质利益和交换法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一生之水》既是一部社会转型时期的高校官场现形记，也是一部商品消费时代的知识分子沉沦史。商品经济时代的消费文化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的社区，大学校园已经失去了往日象牙塔内的和谐与宁静，各种喧嚣和矛盾不断加剧。一方面体制内的道德规范仍旧强调忠于职责，为人师表。但另一方面，在学院外面广阔的市场社会，各种丰富的物质消费和转变了的价值取向“明目张胆”地诱导人们追逐利益满足欲望。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章》）。对于既立“庙堂”之志、又怀“黎民”之忧的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其“道”多体现为“济苍生”“善其身”的政治抱负和人格操守。他们常常因任重道远，而意志坚强，励精图治。对于失去“科举”依傍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道”除了被赋予了时代内涵的政治抱负和人格操守之外，更有了赋予他们以身份自信的学术知识。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商品经济浪潮中，知识分子追求理想抵御苦难的精神支撑已然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理想抱负的失落、人格操守的沦陷和学术知识的贬值。在一次访谈中，陈世旭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时代变革，能不能形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质如何，渗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成色。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表情就是国民的表情。”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物质消费主义渐趋流行的商品经济时代，陈世旭为何以坚韧的姿态持守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直面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资本与权力合谋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精神颓变。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生之水》也可看作消费时代的世情小说。所谓世情小说即指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特点的一类小说。鲁迅在言及世情小说时曾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一生之水》中，冯乐在经历了风流放纵之后，权力、女人和家庭最终都“风流云散”，正当盛年的冯乐也罹患绝症不治身亡。临终前，冯乐把那些本属隐私的故事交给他自认为“最信赖的朋友”，希望有一天这些真实的故事能以虚构的表象发表出来，从而能被那些与他有过瓜葛的女人看见，“让那些从来就没有爱过他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从来就没有把她当回事；那些给过他真爱的女人看见了知道他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然而，在冯乐的追悼会上，U盘里的那些女人一个也没有到来，最信赖的朋友也保持了沉默。临终前的冯乐自认为彻悟了人生：“活到现在这个份上我全明白了，世界上凡是能用钱计算的都是廉价的，只有真情无价。”其实，感怀人生的冯乐至死也没明白消费时代人生的虚无空缺。由此，作者的叙述意旨也很明了：消费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困让人感受到莫可名状的悲凉。“一生之水”既预示了消费时代如水的爱情，也暗讽了消费时代如水的人生，一切皆逝，逝者如斯。

　　（作者为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30日 13版） 作者：李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