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成龙想到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石英
2000年岁末，我一集不漏地看完了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公平而论，这部电视剧拍得是很用心的，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于成龙在历史上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电视剧并非“戏说”。于成龙为官清廉，康熙皇帝赞曰“天下廉吏第一”。于死后所余“财产”十分可怜，与当时一些不清不昏的官员家资简直不可比拟；即使比起今天的一些名不副实的“人民公仆”来也清简得实在可以。记得我小时候，在故乡还流传着一种鼓词话本《于公案》，以赞颂的态度尽道于成龙断案种种。此书虽不及《包公案》影响那么大，却也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于成龙其人，生于公元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卒于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山西吕梁地区离石人（明·清时离石称永宁州），此地相对说来是一个僻敝的所在，而于成龙即未中过举，更不是进士，仅是一介贡生出身；所谓贡生实际上也是秀才，只不过因成绩或资格优异而升入京师国子监肄业，则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便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于皇帝。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于成龙本是前朝（朱明王朝）的秀才，而竟然为入主关内的清皇朝相中而见用。这一来是因为机遇，二来于成龙本人也乐于为之，在乡已等得过于长久而急渴，只要是上边见用，管它是朱明还是爱新觉罗氏大清，可谓主客观一拍即合。电视剧中表现的是幼年康熙向其父皇顺治献言“多用前朝士子”，这一情节未知史实依据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清朝入据北京后，为巩固统治，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略，借以笼络人心，或分而治之，各个拿下，总之是要迫其就范。于成龙有幸被立足未固的“异族”新皇朝所召用，而且是已届中年的功名微薄之人，对主上表现为感激涕零，此后他无论在何任上都是克尽职守，竭力效忠，初为广西罗城知县，后升迁至湖北、福建为官，直做到直隶巡抚、两江总督，二十年间虽也有点小小周折，总的说来还是官运畅通，由七品县令直至极品大员，如用当今的时髦语言表达，也可称为“于成龙现象”。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汉族官员能有这样的运气，究竟有什么奥秘没有呢？
这“奥秘”，说有也可以说是有的。那么，是不是仅只是因为他的“清廉”二字感动了“真龙天子”，论廉行赏而累累升迁？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从于成龙一生言行来看，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奥秘”是：他确实对大清的事业尽忠有加。可以断然地讲，假如没有这一点，只凭他的清廉，还是不会有那样好运气的。假如他像前朝的海瑞公那样，既反贪官又“骂皇帝”，肯定要招致“龙心不悦”，而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综观于成龙的一生，他决非只是内省以洁身，而更有外攘以清境的“业绩”在。这方面，不能否认有对污吏土豪的惩治，但也有能为巩固清朝统治而大卖力气的行为。在他镇压的地方盗贼匪患中，固然有为非作歹的不逞之徒，同是也包括那个年代（别忘记那个具体的年代）不满清朝入据暴行而奋起自卫抗争的汉族兵民。对于他们，于成龙自然也是站在清朝官府的立场上，坚决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是“愈是清官愈反动”，理由是所谓“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客观上起了麻醉人民的作用，延缓了封建统治者的寿命。此种观点无疑具有明显的荒谬性。因为，真正的“清官”至少在当时减轻了对百姓的盘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至少能暂时松一口气，使受欺凌受压榨者在漫天乌云中略见一片“青天”。尽管在那个根基滞重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治本，但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治标有效也是好的。虽然如此，对于不同的“清官”也还是要做具体分析，以于成龙“这一个”人物说来，在其为官清廉的另一面，所谓“克尽职守”也的确起到了巩固封建政权的作用。而这一“巩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说来，还能起一种特殊作用。当清皇朝初在关内许多明遗官员士子犹豫彷徨尤其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坚不做清朝之官，于成龙先少了些民族气节（至于这种“民族气节”究应如何具体分析，另作别论），而多了些封建统治者的奴性；甚至有点“不论萝卜青菜，凡是皇帝就要跪拜”之感。在这点上，大可不必因其某一点上可取就掩盖他的“历史局限性”。其实，言其“历史局限性”过于概括了，也充分体现出于的思想局限性，就他的思想而言，当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既然对实现“自我价值”过于心切，必然要走为皇上效命这“华山一条路”。在这点上，“主上”与“臣仆”之间可说是正相吻合。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明皇朝也很腐朽，那么顺应时势投奔新的主子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是当时士子进身的惟一出路；何况，就一般而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总比旧的要具有进步性吧？不然，又怎么解释它取代了旧的战胜了旧的呢？这样的观点我也见过，但不敢笼而统之地加以认同。具体到清取代明，原因应该说是很复杂的。当时是明皇朝内外交困，元气几乎消耗殆尽，清军多尔衮、多铎之辈乘吴三桂倒戈之便杀进关内，击败了李自成，实际上最后取代了明王朝。清初（既于成龙所在时期），残酷镇压汉族军民的反抗，为此不惜制造灭绝人性的屠城事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典型的例证。至于再稍后的大兴文字狱更是从思想上加以残酷钳制，强迫汉人发不知又使多少无辜人民死于非命。这种种充满血性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冰火不两立的反抗，不然怎样解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为代表的士子或起兵抗清或加入反清义军的战斗行列？当然由于清军骁骑惯战的优势（这一点也是作为一个较落后生产力的王朝势力战胜一个生产力较发达的广褒地区政治军事力量不可低估的因素）。这些抗清军虽逐一被击败，但顾、黄、王等始终不与清朝统治者为伍。过去当人们评及他们的行为时，好像只是出于一种惯性使然——已为明臣的他们誓为行将覆来的明皇朝尽忠到底。事实并不尽然，如全面考察顾、黄、王等人的思想，便会发现不应对其行为作简单浮浅的理解。也许不能完全无视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惯性”，但更多的还是对清朝统治者残暴行为的不满。所以就他们的“气节”而言，不仅出之于民族意识，更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使然。其中顾炎武（1613－1682）为此而遍游华北和西北地区，访察民情，搜集资料，注意研究边防和地理情况，并垦荒耕种，联络同道，不忘抗清。黄宗羲（1610－1695）当清兵南下滥杀无辜时，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明朝（包括南明小朝延）彻底覆亡后，他屡次拒绝清朝征召，隐居著述。王夫子（1619－1692），更具传奇色彩。当明亡后，他在家乡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兵南进，战败后退守肇庆，又至桂林投民族英雄瞿式，及至桂林陷落，瞿式殉难，他决心隐退，辗转湘西各地，隐身深山古洞，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达四十年，而始终未发，罕有的“完发而终”。以往所见的一些说法则侧重于汉族士大夫不适应满族统治者的民族角度，而或多或少轻估了他们对于强暴者的不畏不卑，血腥镇压而不能夺其忠的可贵品格。很显然，以他们当时所持的观念，如对清朝统治者屈服并为其效力，就是屈节，就是投降，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为的。
有趣的是，作为清朝清官的于成龙，生卒年代大致同于以上老三位，但他所持的肯定是另一种观念，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当然，其时汉族知识分子做出这样选择的绝非少数，在官、禄诱使下，有多少人能不跃跃欲试踏上仕进之途呢？随手举几个例子：王士，号渔洋山人，稍迟于于成龙，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为“神韵派”首领。另如施闺章、宋琬均为顺治进士，清初诗人，号称“南施北宋”。但于成龙以贡生之身为官，比起以上几位又属个别，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典型，对于转向新朝仕进的士子更具特殊的吸引人。此点，或许是清朝皇家对其格外青睐的一个因素。
于成龙等何以与顾、黄、王殊不同路，我想首先是价值观的不同。以于为代表的价值观肯定比较“现实”，首选的目标是循仕进之途以施展显达的抱负。而顾、黄、王等则相当“较真”，追求自以为立身完美的“合理性”，因此尽管终生布衣而无显达亦不悔。另外，则与不同人的性格差别有关：有的生性比较圆通，凡事不以大的棱角对之；有的则比较刚直，纵是面对强横也不肯打弯。其实，纵是臣服了满清的汉族士子，有的也不见得那么如愿以偿地通顺。上述“南施北宋”中的宋琬（山东莱阳人），即因乡人告他与当时附近的于七反清起义军“勾通”而被免官查办。这也充分说明清初的统治者对汉族士子戒心重重，往动辄得咎。
至于民族气节，乃至坚守与投降，近年来也见有另外的说法：一曰所谓“气节”之说乃是汉儒的道德标准，西方对此并不甚计较；二曰所谓“满清”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当时降清或附清的官员士大夫在今天看来已无可挑剔。是这样的吗？恐也未必尽然。气节也并非是汉儒的迂腐观念，任何国家想必无不嘉许忠诚于国家民族并为之建功立业的人物，西方对于战争中投降的官兵可能不像我们在某个历史时期那么看重，但恐也不会是“变节有功”“投敌无害”的倡言者。至于“满清”今已不属另类，由此便认为当时抗也罢顺也罢都无所谓气节与否，这完全是不同时间的概念，不可相互混淆。因为，民族融合、疆士变迁的情况，中外古今不知凡几，不应将不同时期的情况任意偷换，否则，好多人和事就无法认定其是非优劣了。
当然，于成龙的被召用与明朝高官钱谦益等人的降清性质不完全相同，但他在做官期间为清皇朝所卖的力气、所表现出的忠君意识决不在钱等以下。他的应召、出任、升迁、尽忠，还是由其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举顾、黄、王三位思想中的一些要点与于成龙相互映衬——
首先，是表现在对封建统治者的最高代表皇帝的态度上。黄宗羲认为君主实为“天下之大害”，难怪被百姓“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透射出对专制暴虐否定的锋芒，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毕现。毋须赘言，同时期的于成龙则是一个无条件的忠君者。而且，无疑是包括任何情况下的君主。
对气节的认识上，顾、黄、王等是决无含糊余地的。如顾炎武极度鄙视当时士大夫向情朝统治者摇尾乞求，在威胁利诱下变节投降的丑态，掷地有声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认为一切祸国殃民之源皆由于“无耻”，而“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在这里，他将个人操守与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思想上的跨越。于成龙也“廉”，但显然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
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顾、黄、王三位可谓终生不息。如王夫之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不是理也”。“气”就是物质实体，“理”则是客观规律。而且，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总的来说，这三位很会思想，比较而言，于成龙则很会做官。
于成龙作为清官无论何时都应予适当肯定，只是不能扬其所有而不及其余。我们虽不能苛求他也成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那样的思想家，却不能统观他的思想，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否则，那决不是辩证法。不全面分析一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就不能从本质上评价这些思想和行为对人类社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假如我们只以皇帝老儿对一个官员的评价为圭臬，那肯定认为于成龙的价值高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子；但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宏观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后三位对封建社会某些方面的批判精神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于成龙不可比拟的。
一个是职业做官的，另三个是学者、思想家，从表面上看是不可比；但都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精读过四书五经，又大致是同时期人，都经历过当时朝代更迭、世事转换的种种，从这些方面看，又是可比的。孤立地看一个人，是一副面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掉转角度，再加比较，印象则不尽相同，谁是怎样也就更清晰些了。
当然，电视剧毕竟是文艺作品，对它的侧重、取舍与不完全等同的艺术化处理，我们自然要采取宽容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地》 (2002年第十一期)
